许知远 游荡者归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5年第15期
“我不相信有人能和他的生活达成平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永远都处在挣扎中”。
首席哲学官
许知远常常坐在单向空间的门口，标志性的长卷发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吉祥物，或者一座纪念碑。这个空间的前身是单向街，一家2005年自圆明园起家的独立书店，几经搬迁和戏剧性的拯救，现在拥有3家分店。其中两家开在北京繁华的大商场，另一家落在花家地，这里闹中取静，人流比较少，客人多是慕名而来。这可能更接近许知远本人在这个社会的位置，某种偏远的中心。4层小楼的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夏天的时候会把整栋房子包起来，院子外有一片草坪，种了玉兰花。通常他会拿一本书，放一杯酒，旁若无人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快速地划拉笔记，然后在朋友圈发一句感慨，“感觉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随时可能要从书店们走出来。”
有时他也问同事要一支烟，类似在办公楼楼梯间遇到彼此、一起抽烟的那种场景，只是户外的空气没有那么压抑。理论上他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之一，他和他的伙伴于威常在院子里找员工谈话，为各个部门寻找更加清晰的定位，但很容易跑题，忽然几个人哈哈大笑，仿佛没把困难放在眼里。
自去年单向空间拿到一笔千万级别的投资后，许知远正式进入了创业者的行列。人们迅速用“知识分子下海”这种90年代的用语来形容他，商业杂志索性说他是“许三观卖身记”。其实身份的转变不能穷尽他的变化，他今年快四十岁了，在创业的当下，个人生活也正经历转折。这个二十多岁就已成名的“忧伤的年轻人”，开始承认自己无法掌控一切，他把许多问题归结为“年纪大了”–“最终你会承认，你没有那么牛逼。”
还是有很多人叫他许老师，而另外一些人，开始叫他老许。
他曾把自己定位成公司里的“首席哲学官”，尽管现代企业制度中并没有这样的发明。但他的确是这样来管理公司的。在鼓励员工的时候，他会说，“希腊人说，若不发挥个人能量，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在公司会议上，他通常拿一杯咖啡坐在旁边，当CEO于威缺席，会议交给他主持，他会露出被老师点名的表情。但又很快进入角色，挠挠头，站起来，用笔在黑板上继续划拉，谈起15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怎样成为从羊皮纸到印刷术的出版中心，谈到19世纪报纸的兴起和20世纪的硅谷……他希望员工思考的问题是，在新的一轮时代变革中，这家书店可能扮演的角色。
听众却很沉默。他经常遇到这种沉默，写完一本书，录完一期音频节目（这个新节目也是他创业中的一部分，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他总是没能得到期待中的回应。许知远习惯性地抓头发，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着急啊，不知道我的分享对大家有没有意义。”
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他的思维，尽管大家竞相模仿他那被戏称为“知远体”的语气，频繁使用诸如“巨大”、“情绪”、“时代”这样的词语。在他90年代开始为媒体写作时，就有人把他的文章叫作“知远体”，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西方杂志写作中常见的水准，他并不觉得高级。
他曾引述哈维尔对自己作家生涯的评价，“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他赢得喝彩与声誉。”这句话用在许知远身上也合适。而他自嘲的版本是，“意外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背后是一个热气蒸腾的中国渴望了解世界。随着大众文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个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作为掩护的游荡者，被快速地贴上标签，公共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尽管多数人还没来得及理解这些词语真正的含义。一些著作陆续在港台和海外出版，但对于那里的读者而言，许知远也身处错位，他迷恋的是逐渐老去的那一辈西方知识分子，而读者们现在需要的，是新鲜的中国故事。“10年，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尝试过各种角度，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转变，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哈维尔昔日的困境再次在他身上显灵。
创业引发了新一轮的关注，但这和关注他的恋爱新闻一样，流于表面。“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知识分子的身份一点不冲突，”他认为这次创业和此前的媒体经历一脉相承–办《东方历史评论》，办《单读》，把整个书店作为文化空间。“我一直对辽阔的东西感兴趣，对新的尝试感兴趣，”榜样是纽约知识分子群体、晚清的中国文人、法国文学中的外省青年。具体来说，又回到10年前效仿亨利·卢斯的梦想，卢斯是《时代》和《财富》的创始人。
没有人能比他更精确地欣赏和批评自己。用他的话说，作为自己的旁观者，他拥有自我描述的能力。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怀疑自己浅薄、自我蒙蔽，甚至投机、功利主义，同样毫不掩饰的，是他在知识、思想上的准备，他会说自己始终还是温和、善良、天真的，并且坚持理想主义。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充满转折，仿佛在层叠的大脑皮层中寻求微妙的平衡。当他表扬自己的时候，经常会以自我讽刺结尾，当他嘲笑自己的时候，反过来又变成安慰。“我本质上是很浅薄的人，所以渴望那些深刻的思想和情感……深刻本质上也不深刻，都是大家说出来的，我越来越喜欢过更本能的生活，但那是经过沉淀之后的本能。”他追求清晰的自我意识，同时又认为，这种意识不能太强烈，“太强烈会使人封闭”。最近一两年的自我总结是，“我接受我是一个二流人物，但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四流人物。”
时间不可能改变一切。比如在出租车上、在机场、在吃饭的时候，他依然戒不掉翻书的习惯，比如，他有时仍会感到厌倦，他所讨厌的这个“物与信息碎片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点。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构成一份时代的证明，同时也是他自己的证明，一位作家总是在穿越世界的过程中，暴露自己。他这样描述通往莫斯科地铁漫长的电梯，“你可以从容地把手上的书读上两页，倘若你身后的姑娘性感撩人，还可以试着谈上一场微型恋爱，在抵达前，你足以说完所有的甜言蜜语。”他这样描述泰戈尔，“他似乎在和整个世界谈恋爱，不需要具体的异性。”
现在他几乎以书店为家，每天穿着人字拖，躺在椅子上，上半身永远是白衬衣和西装外套，代表了知识分子的那一面。他开始保持游泳的频率，在和年轻同事的相处中适度自嘲，这是度过中年危机的标准方式之一。
“许老师，我先走了。”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的人，总会跟他打个招呼，不像经过一个吉祥物，或者一座纪念碑。通常他会回报同样的热情，放下书，摘掉耳机，双脚继续搭在院子里的树上，和自己之外的世界聊上几句。
人永远都处在挣扎中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许知远：其实还行，这一两月慢慢接受了现在的状态。因为纯粹写作的时候，我也常说自己状态不对，它就是你对现实的不舒服。萨义德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就是，在哪里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家。我不相信有人能和他的生活达成平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永远都处在挣扎中。
人物周刊：创业之后的挣扎和作家状态的挣扎有什么不同？
许知远：就是很琐碎，时间变得空前紧张，被各种琐碎的事情分散掉了。不过人总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我之前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五六年，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那是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困境。可能我没有以前那么矫情了，而是以一种更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许知远：我们的关系特别紧张。我父亲是军人出身，我觉得他们成长的时代是中国最糟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宣传的时代、控制的时代，物质又匮乏，他们也挺不幸的。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中国变化非常快，他们脱节严重，有时候还会把他们的观念强加在我身上，所以关系变得紧张，当然我所要求的自由，也不太正常。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许知远：没有期待，他们该怎么就怎么样，但我觉得还是会更好一些，因为不管有多少怪现状，社会有多少问题，这轮技术变革带来的信息扩散、情感方式的变化，还是会带来一个更有平等、自由意识的一代人。
人物周刊：如果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西方既有的一条线索，那么中国再走一遍，不是挺无趣的吗？
许知远：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穿别人的鞋子呢？世界上的鞋子是相似的，但也不全是西方发明的。西方从阿拉伯世界获得最初的刺激，阿拉伯世界又受到中国的影响，文明就是一个传导的过程。在历史中，我们不可能重复他人的道路，必然是自己的道路，可能借鉴别人的方法，但世界的本质是开放的，本来就是一个在中心和边缘不断交替的过程。西方人在中世纪是边缘，而中国人一直到18世纪都是中心，近代边缘了两个世纪，那又怎么样？我们这代人看得非常明确，现在更明显了，你会想到阿里巴巴成为世界最大的IPO吗？能在几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五百强，这是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加速运转，边缘中心不断流转，可能文化上的创造力会相对滞后，它不像技术会这么直接，但迟早会来的。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等一等，你现在从事的到底什么领域？
许知远：不知道，无法概括。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一直有一个核心，就是跟启蒙有关系，做生意也是启蒙的生意。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无比重要。如果我们做成这个事情，它的渗透性会非常强，它不像是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它会扎根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另外我觉得作家也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时代越来越碎片化，它就需要综合性，越来越去历史化，它就需要历史性。这个过程我算蛮熟悉了，并不是刚刚才开始。
人物周刊：在商业上，它也会成功吗？
许知远：也会。因为商业的本质还是跟人打交道，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干他们最适合的事情，本质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还凑合。你知道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吗？反正我也不是天才，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哪些人？为什么？
许知远：我每次好像说的都是一个人，就是贾樟柯。他有一种超强的平衡能力，他作品的质量和产量，他的个人创作和他为了实现创作所需要的交往能力，他是一个综合体。这是很难的，反正在同龄人中，我没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你想他这么高产的状况，没有跌出水准的东西，同时兼顾了纪律性和自由，我觉得我做不到。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许知远：当然是个人自由，超过一切。个人的自由其实又是对自我的责任，自由同时有伦理和美学的价值，所以自由是本质。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许知远：书的话，对我影响特别大的反而是我读得不多的，就是《红与黑》，我觉得我的很多情感基调、对世界的态度是它奠定的。电影其实是《死亡诗社》，很幼稚吧。
人物周刊：是因为很早地看到这部电影，所以对你产生了冲击？
许知远：对，是青春期时看的，它也对我的情感模式有一定的冲击。因为我本身是不颓废的，我还是非常想建设一些东西，始终有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这全都是那个片子里的东西。
人物周刊：所以这些影响都是情感性的。
许知远：因为人本质上是情感性的动物，思想性是假的，或者说思想附着在情感之上。
人物周刊：那知识的作用是什么？
许知远：是工具，是确认我的情感或者延伸我的情感的方式。我从来不觉得知识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知识本质上没什么的，最重要的是情感。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可怕？因为这个时代是知乎和维基百科的时刻，知识不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而已，它本质上就是技术的时代。
人物周刊：较为珍视的自己的一个品质是？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许知远：我觉得我最大的品质就是诚实。缺点是脆弱吧，我没有阿乙那样的生命力，你知道我上次采访完阿乙之后，就会羡慕他身上的那种情感浓烈的部分，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少了，更多的是知识性的成分，缺什么想补什么。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许知远：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时间熟悉的事情上，最愿意的就是接触陌生的经验。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许知远：一大堆，都是很多琐碎的事。所有这些琐碎最后都通往一个真正的担忧，担忧自己陷入僵化和重复。我觉得人时时刻刻可能会陷入思维的僵化，都有可能用既有的经验来判断新的事情。
人物周刊：为什么最抗拒这个？
许知远：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有这毛病，迷恋历史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问题。世界的改变本质上都是由无知者带来的。往往自认为知识储备比较多的人更容易陷入僵化，因此要主动遗忘一些东西。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时代是怎样的？
许知远：我觉得最好的时代是，你可以确认自我，同时又为了更高的目的而遗忘自我。有超越性、有彼岸的时代是比较美好的。而现在，一切都挤在此刻，过去也消失了，这个时代就变得拥挤不堪，忙忙碌碌，毫无美感。
许知远的新身份是一个创业者。过去他是一个奋笔疾书的作家，用词语和著述检阅着一个积极的个体如何与世界建立文化上的联系，今天，他在科技所打开的更加广泛的联结之网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比起忧伤的年轻人、祖国的陌生人、游荡者这些旧的身份，现在可能是他更逼近时代的一刻。他的雄心与焦虑，在商业与文化之间获得的复杂经验，都成为一个新的刻度，标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潮流中所能占据的位置。
本刊记者 吴琦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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