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样本 傅雷的傲与烈
1966年，这一年对傅雷夫妇来说，异常艰难。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决绝选择。
安定坊5号的家春秋
江苏路284弄安定坊的跟前如今新造了条地铁，从地铁口上来，这座小小入口的花园里弄就在手边，一拐进去，5号的黑色铁门就赫然在眼。总共是5幢18单元的联列式洋房，5号稍显不同，不仅装了大铁门，还有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石牌贴在门边，寥寥几字，任你心照不宣。
出入铁门的人对门口逡巡的人都目光警觉，很快地把门一锁。听说，很多知情者想来参谒，有爬墙进来拍照的，居民很反感，反映道“这都是私人的房子啊”。确实，这房子在“文革”时“大换血”，他们都是70年代搬入的，没一个见过之前的男主人傅雷。
为了不让这房子抛头露面，极其讲究私密性的老上海人跟政府讨价还价，只能把“傅雷故居”的介绍牌贴在里面，于是你需要有机会走进铁门，凑上那座假三层、褐色粘卵石铺面的德式别墅，才看见一块失色的铜牌安在一根方柱挑空的门廊底下，因为门廊朝西洞开，檐下光照黯淡。
岐山居委会一个姓李的主任说，按傅雷的知名度，这房子该做成故居对外开放的。同个里弄里钱学森的故居就已经“谈好了”可参观。但傅雷的房子有点特殊。“毕竟对他两个儿子来说，这也是伤心地，人家也是有点忌讳的。”她这样说，带着点同情地揣测。江苏路、愚园路一带文风炽盛，1949年以后，这里是弄堂、棚户区和老洋房首尾相接、交杂分布，但在工人阶级的“掩映”下，傅雷、施蛰存、顾圣婴、杜重远、钱学森等在此撑出另一番世界。50年来，这一带的劳动群众对傅雷多少有点耳闻，并不因为他的翻译，而是夫妇俩的自缢和傅聪的“叛逃”，这在“文革”时都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最极端的悲剧。
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号住着四户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门，格局至今未动。房子L形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狭长的钢窗冷落地开在山墙上，让房子显得像碉楼。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楼如今大门紧闭，其实朝南的阳台外有个100平方米的大花园，1966年以前是傅家整个租了这宅子，花园就是独享的，所以抄家时花园里被掘地三尺的英国月季都是傅家协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1966年后，这花园随宅子变集体所有。
二楼的王炳贞1971年时住进来，如今89岁耳背得厉害，他记得当时四户人家都属三军，这房子是军产，跟我反复嘀咕着当年是“四人帮”指示三军复员缺住房，而这边是“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来……因为底楼有150平方米，慢慢演变成三家，终日鸡犬不宁，最后被一家独占，后来这家也另有住房，底楼被走马灯般地出租出去，现在底楼开了个私人会所，“做了饭店，吵得不行”。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作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晚上20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7点就起床的。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看到“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着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送到殡仪馆。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500多户中有200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
悲剧的诞生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说道。在夫妻俩精心列就包裹的遗物清单里，这封写给朱人秀的遗书格外悲切却沉静。因为两人曾在夜深时去花园里观察月季生长习性，这座花园就被怀疑埋藏着“变天罪证”，变天罪证没有挖到，却找到新的反革命线索。
那是朱梅馥三姐朱纯寄放在傅家阁楼的一只箱子，里面有一个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圆镜和一张印有宋美龄像的旧画报。“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朱梅馥的亲侄女、朱人烈之女朱佛容向我回忆起那两件把柄至今难以心绪难平，她告诉我，那是朱纯夫妇在解放前曾在安庆某银行任职，一直想调来上海工作，便曾在傅家寄存过物品，不料正值上海解放，旧系统无法存续，两人就一直没能落脚上海。这个寄存的箱子，也让朱纯在亲戚的责怪中抱恨终身。
在2013年重编版《傅雷家书》里，瞩目处之一是一封1966年8月12日寄去英国的信：“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他（毛泽东）的‘自我改造’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这是他写给在英国的傅聪的最后一封信，曾因逸散而没有在旧版中出现。但这封信透露着他最后的心路。
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告诉了我一段插曲：傅聪曾经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封信，“我敦促他一定要找出来，因为它折射傅雷已经有自杀的想法”。最后忆起信是给了一位香港记者，对方却也找不到了，如今面世的只是英文报纸上择段刊出的半封信，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金圣华转译。
“想象我们的孙儿（傅聪之子傅凌霄）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一点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傅雷晚年也是多疾缠身，白内障、肾下垂，还间而伴有三叉神经痛，58岁的身体犹如风烛抵抗萧萧暗夜，他在信末已写，每次只能看5分钟书。“报上的长文都是妈妈念给我听的，这封信是我口述由她打出来的。”
决绝的种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在他心中酝酿，傅雷常怒发冲冠、横眉竖目的，从不避讳自己近似儒家杀身成仁的念头。1958年4月30日，他被“补划右派”，那时他任上海市作协的书记处书记，也是他生平最后一份“正职”，兼任《文汇报》社外编委。那天深夜他回到家后，灯下曾对朱梅馥对坐而叹：“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傅雷二子）还太小，今天我就……”
现年81岁的周佛容向我回忆起这个姑父，不无对他的悲剧性性格的喟叹：“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怎么懂在现实的人情世故上回转，划右的时候就说要自尽了，我听我妈妈说，我姑姑说‘不许你自杀，我还有两个小孩呢’。”在她印象里，姑父的脾气性格绝对不好伺候，“我姑姑因为他吃了不少苦”。
1966年8月23日，他又说了同样的话，周菊娣曾经在当年事后的公安笔录里提过，那天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两人就开始整理字画古董，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在书房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让他们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艾方惠曾经叙述过这样的细节，那是在当年8月27日，她和母亲最后一次造访傅家，把寄放傅家的首饰拿了回来，傅雷很坦荡，说这次无论如何不愿再受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着受苦。”
无恒产的弄堂人家
在王炳贞老人家二楼的阳台上俯瞰花园，一片绿荫如盖，已很难想象当初满园月季的景象，最初的竹篱笆围栏也不复踪影，用高墙代替。底楼的会所摆了几件遮阳伞、桌椅在外面，一股适憩的安宁气沁人心田，曾经作为傅家的花园也曾高朋满座，比如，住在愚园路1028号的施蛰存只要折过一街角就来到了他家。
这是傅雷在上海最后一个家，从1949年起住了17年。虽然夫妇俩都是上海南汇周浦人，却像多数漂泊沪上的文人家庭，一生无恒产。这房子本是上海的翻译家宋淇的，后者的身份曾是港中大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张爱玲后期作品的重要出版人，在解放后移居香港。傅家租下房子的时候，宋母还住在二楼，一楼就做了傅家的客厅、书房和主卧，傅雷是埋头书斋的喜静之人，两个儿子就住在顶上的阁楼。
傅家在那条弄堂里算不上殷实，甚至是拮据的。按照遗书上的说法，房租是55块，据周菊娣透露，每月的伙食费在48块，还有大笔开销用在傅聪的钢琴学费上。但根据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傅家虽非大富大贵，也算过得小康——60年代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月入在百元左右，也有丈夫一人养活一大家的情形，如果工资过百，女方也可赋闲做家务。傅家就是这种情况，傅雷靠非固定的大笔稿费维持家用，朱梅馥虽由教会女中毕业，但15岁订婚后就中止学业，一生操持家务。这个看似并无特殊的家庭，在波澜不惊的集体主义大环境下挑出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精神世界。
纵使傅雷因译著丰硕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翻译大家，但纵览他的履历，却从未有过显赫的职业身份。数个任职，都潦草短暂，归根结底跟不事权贵的性格有关。他曾在1937年写给史学家罗香林的一封信上有过自省：“实缘弟秉性憨直，不惯作吏。”
施蛰存在一篇《纪念傅雷》的文章里写到他1939年在昆明拂袖而去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回上海后的傅雷成为自由人、特约翻译，一家住在今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4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翻译罗曼·罗兰。”
“反右”时期的悲观种子
1957年春，埋首翻译的傅雷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惊回现实，经历了一次如沐春风般的鸣放。3月4日，他在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亲见毛泽东。“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他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给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去了长信传达精神，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楼适夷说：“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
那年夏天，鸣放的热度急锋一转，形势进入整肃。《文汇报》以“中间路线”为其定调，“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属于中间分子”。12月，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上写道：“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而在1961年，傅雷曾给寓居新加坡的挚友刘抗去信，也印证了4年来身体奇差，“精力大衰，几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10至11小时，今则逐渐减至5小时”。1959年他就在一封信上写过：“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
“那时他得了泪腺炎，伤心加上这个毛病，每天早上起床时枕头湿了一大片，我姑姑、爸爸、叔叔（朱人秀）都劝他要想开。”朱佛容说。从她无奈和略带惆怅的描述里，傅雷是整个家庭中脆弱而敏感的受护者，无法与世俗勾兑形成了他始终孤闭的精神堡垒，而朱梅馥是出了名的现实的调和者，如果傅雷是锤子，她就是棉胎，始终细心观察并护佑着爱走极端的丈夫。“他没法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碰都不能碰的。”朱佛容提起他时不自主地流露着一丝不解的嗔怪，同为上海本地人，这位“继爹”（南汇话里姑父的意思）与精明圆融一点不沾边。
1957年，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想保他过关，暗示他把“检讨”的调子定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就算在思想上不反党，但是“在实质上反党反社会”。“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但傅雷冷冷回绝：“没有廉价的检讨。”于是1958年，他被正式补划为“右派”。划“右”后不能出书，楼适夷专门请示中宣部，被告知得换个笔名来出版，但这个权宜之计也被傅雷回绝了。楼适夷恤友心切，一方面把他的译稿压下，准备摘帽后再发，另一方面照支稿酬。
就在那段时间，傅雷仍不顾今夕何夕地埋首在字句间，以至于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都写道：“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因此百病丛生，神经衰弱，视神经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在出版无期的长夜中，他翻译了《幻灭》，还嫌40年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存在诸多幼稚的纰漏而重译了一遍，把丹纳的《艺术哲学》译成，为傅聪抄写了6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一章寄去。朱梅馥写信说：“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
那段时期，安定坊5号的门口人少鞍稀，因为傅雷的“闭门谢客”也使得众人不便多扰；再则，经历一次扣帽子大戏，也与有些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比如《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就是一个。1957年7月，傅雷著名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暗示了徐铸成“真主意，假商量”，措辞之风带有一种反常态的阴谋论；徐铸成在8月写《我的反党罪行》，揭露曾“和傅雷密商很多事情”，把他拖入“右派”。从此，徐铸成再去傅家，被朱梅馥推出门外。
除此，还有前一天还来安慰，后一天就对他大搞揭发的意外之人，比如他的表姐夫裘柱常。在1959年11月的履历表上，傅雷就填写了三个社会关系：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周煦良也是翻译家、《文汇报》的社外编委，与他在解放前合编过《新语》半月刊。那年，他来到傅家，带来一个消息：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去了英国。这件事也许是傅雷最后一桩遗恨，他至死没有再见傅聪，傅聪旅英20年后，是在1979年父亲的平反追悼会上首次回国。
凭借傅聪当年作为首个中国人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获铜奖的名头，他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陷于意识形态漩涡时的中国社会，他是中国送去波兰留学的最早一批钢琴家，在临近学成之际，凭着一张全欧通用的护照“叛逃英国”。事后，他回忆说：“如果回来，一定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
怒与刚
1961年，傅雷摘帽，施蛰存折过街角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在施蛰存幽默的笔调中，并不隐晦于他干柴烈火般的脾气。“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8月13日，当朱佛容在寓所向我谈及傅雷之怒时，我方始理解为何朱梅馥在一封1961年的家书中这样苦口婆心：“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知夫莫若妻，信里所谓的“秉性乖戾”，与朱佛容哭笑不得似的描述隔空暗合。
傅雷的“怒”是一以贯之的，对外对内都显示着一种绝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施蛰存嗅到他身上的一种主调“刚劲”。朱梅馥用“乖戾”形容他，不是没有道理，他曾一度与刘海粟决裂，理由是为画家老朋友张弦打抱不平，那时刘海粟对张弦在创作报酬上做扣压，后者染疴死后刘海粟都不愿为其卖画筹款，傅雷悲愤之下把刘海粟骂个半死，公开交恶。
在家里他象征绝对的威严和父权。“我爸曾想把我寄养在他们家，那我不要吓死的哦，傅雷那个脸不要太凶哦，其实他人蛮好的，就是上海人说‘吃相太难看’（指态度不好）。”朱佛容习惯性调回上海话，就像姑妈姑父在家也说上海话一样，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都不好。
他喜欢安静，却不时在书房里竖着耳朵听傅聪的琴声。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朱家人去看望朱梅馥，总在客厅里絮叨家常，这时，坐在门口廊道边琴房里的傅聪开始淘气乱弹，“声音响得盖过你说话”。不料傅雷从三楼书房冲下来，就是一顿打手心。杨绛在《忆傅雷》中也写过类似的场面，两个小孩鬼头鬼脑地偷听大人在客厅谈话，“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傅雷在家中一上火气，有什么扔什么，花瓶、蚊香盘、鞋子，朱佛容都亲眼见过或是听大人描述过。在知识分子的斯文外壳下，其实这就是个典型的望子成龙的父亲、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家长，虽然也喝过洋墨水，但身上有根深蒂固的江南乡绅望族的儒家文化传统，指引其不自觉地缔造一种严正威仪的家风。
所以朱佛容记得，他家规矩太多，各种讲究，中饭是11点半吃，晚饭是19点，吃点心也有时间，都是铁律。有次她去傅家吃饭，他家是分餐制的，每种菜都在自己的盘子里夹好，饭桌上的格局是夫妇俩在长桌的两头对坐，两个儿子靠着母亲坐在一边，朱佛容坐在表哥和表弟的对面。“他远远看见我这没菜了，‘梅馥，给阿洁（南汇人在家中各取小名）添点菜’。两个儿子没菜了是把盘子往妈妈这里挪一挪，‘妈妈，给我夹点菜’。我想我还是吃了快走吧，哪里敢多要。”
60年代初在安定坊，刚生了小孩的朱佛容去姑姑家找她拉家常，无事从不打搅在书房的傅雷。“保姆菊娣走出来跟我说：‘洁小姐，傅先生叫你进去坐一会儿。’他的面孔还是跟我小时候时一样：‘你怎么那么瘦，你不是认识很多医生吗，去验个血不是就解决了吗？’他就是这种口气，说着在我的通讯录里写上个医生的电话，叫我去看。”但她记得，他对外婆，即自己的岳母是非常尽孝的，那时外婆住在傅家，他每顿药都亲自拿上跟前。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朱佛容与傅聪曾先后被送进毗邻巴黎新村的西城小学，校长是朱人烈朋友的太太。傅聪没读一会儿就退学了，原因是他太调皮，经常被老师耳朵拎得哇哇直叫。傅雷对此有意见，“你教育不来我的儿子”，于是就索性将他接回家中请私教上课，很多朋友对这种管教法不以为然，施蛰存说：“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傅雷是在一种极其传统的严父孝子观下成功的，傅敏在初中毕业提出也要学音乐时，他就明确告知：“我的精力和家里的条件只够培养你哥哥一个。”这也基于他看透次子无此天分。
“他自己就是棍棒之下出来的，所以在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相信棍棒之下能出孝子。”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树华这样解释。朱梅馥知道傅雷的童年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他1908年生于南汇县渔潭乡傅家宅，即在今日的南汇航头镇王楼村。傅家是当地的望族，上世纪80年代时尚有160多户。傅雷祖上曾持田产千亩，后渐家道中落，至他父亲傅鹏飞不图守业济家，飘然在外，被恶人陷害狱中。
傅雷的母亲学孟母三迁，为培养孤子将他带到周浦镇上入读小学，傅雷在自述里写其母，“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从四书五经中走出的傅雷在为人处世上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影响，但教条式的童年埋下其后世悲观性格的阴郁之种。“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在内。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
他对清贫的看法就颇能说明他的精神底色，“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清则贫，亦唯贫而后能清”。这点从他对美国的厌恶里也可映鉴，1965年，他给在美国旅行的傅聪写“换了我，恐怕比你更受不住20世纪高度物质文明的生活，和极度贫乏的精神生活的对照，的确是个大悲剧”。更悲剧的是，他从精神上抗拒资本主义式物质生活，又在新中国的集体主义海洋上摸不到精神停靠的边际，政治上天真乐观得很。
“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谅你在英有所闻，我们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17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狂妄向党进攻。”这是1966年6月3日的家书，那时他已坦言“工作的苦闷比你厉害得多”，那年的信中总透露着来日无多的情绪。他自感童年的阴影在心中扎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像枚宇宙粒子漂浮于尘世。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王树华觉得，这句话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他孤独和不群的一生。“我们觉得孤独是这个世界难得的品质，傅雷的精神价值就在这里。”他说。2011年，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王树华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每次他把在北京的傅敏请来南汇开研讨会，会有意识地把傅家在南汇的远亲近邻介绍给他，“他都不认识的，他说从来不知道我们家有那么多亲戚”。朱佛容曾经告诉过我，傅家极少有亲戚走动往来，“感觉他（傅雷）没什么亲戚，所以想想蛮悲惨的”。她指1966年的变故。
说起傅雷骨灰的安葬，王树华也费尽周折，“要反过来去找他们的”。他指傅聪和傅敏。傅雷的骨灰曾因他是“自绝于人民”而流落民间，又差点被销毁，1979年平反后一直寄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中一直没人再提入葬之事。但王树华在南汇筹办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又兼着南汇博物馆的事，一直想把骨灰的事落实。“我跟傅聪、傅敏说，他不仅仅是你们的爸爸，他现在是公众的傅雷，但傅敏跟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风格，你们就撒大海吧。’”
朱佛容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退下的力学系教师，朱家的命运曾也一度受到“傅聪叛逃”和傅雷事件的影响，导致在事业上各有插曲。50年后，她说到这对夫妇还是禁不住失声了：“我娘娘（姑姑）很和气，继爹脾气不好，但他们都是好人。”1966年9月3日之后没两天，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在悲痛与惊栗中慌乱地自顾着，她记得她与亲哥哥把家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封皮面费劲地扯下来，特地走到人民广场找了个垃圾桶扔掉。“路上我和哥哥哭得不行，两个人互问怎么会这样，我哥哥有点神经质了，我还得把他控制住，不要被人发现。”
70年代后期，家中同样被批斗的朱佛容搬到了乌鲁木齐北路上一座电梯式的德式公寓，从安定坊沿着愚园路走一公里路就到了那里，愚园路是条知名的幽静小马路，8月盛夏更是梧桐斑驳洒满一路和两边洋房的墙头坡顶。我从安定坊走到朱佛容的家，在50年不变其貌的马路上曾想，如果她的姑姑和姑父挺过了那个年代，也许真的会在一个朗朗乾坤般的午后，走过愚园路去她家，像最普通的家庭那样闲话家常。
记者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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