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傅雷：从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
他的译作是他灵魂的小影。灵魂的小影便是一种和谐。
书斋生活
自1933年从上海美专辞职后，足不出户、闭门译书是傅雷生活的常态。事实上，解放后，清华大学校长吴晗曾通过钱锺书夫妇邀请傅雷留下教授法语，傅雷推诿说自己只想教美术史拒绝了。他宁可靠自己翻译书的稿费生活，做一个独立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选择都很不寻常。这也使得解放后的上海文化界，傅雷成了仅有的两个不要国家养活的人之一，另一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巴金。
杨绛在回忆傅雷的文章中说：“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
在书斋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两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雷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年累月地笔耕，困倦时在烟斗里装上板烟。
据在傅雷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晚上7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傅雷的一生为什么会走上翻译的道路？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论及这一话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与傅雷同时代的人相比，多数人只把翻译看成是人生和学术生涯中的点点浪花，很少有人会以翻译为终身的依托，更不会以翻译作为生计的来源，而傅雷却选择了翻译，并为此掀起了滔滔的巨浪，犹如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江声浩荡”，其声势直到现在依然磅礴撼人。
傅雷最早从事翻译是刚到法国求学的时候，翻译的目的单单是为了学习外文。他翻译了梅里美和都德的几个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去投稿，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翻译家。他有意识地从事翻译活动始于1929年夏天第二次游历日内瓦湖期间。这次游览，他住在一个名叫圣扬乔尔夫的村庄。在到那里之前，他就看过与这一胜地有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当时就认定这是“文学上绝对成功的作品”。傅雷在饱览这里的山水风光之余，译完了这篇作品，第二年刊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上，这是傅雷首次发表的译作。也许是因为傅雷的翻译是从日内瓦湖起步的缘故，在他一生的译作中都能感觉到水的存在，那么流畅、清澈。
回到巴黎之后，傅雷立即投入到《艺术哲学》的试译工作。在《译者牟言》中，他解释了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自外而内的，断没有外表的原因尚未明了而能直探事物之核心的事。中国的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思想上的粮食和补品”。而这补品中最有力的一剂就是“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
然而，傅雷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个思想家的清晰头脑。他信仰科学，但是也对把“科学”奉为神明抱有怀疑态度。因为把科学奉为神明的态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这显示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翻译家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独立思想。翻译《艺术哲学》的时候，傅雷年仅21岁，那时的他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文化山峰从事西学的译介工作了。
前期：罗曼·罗兰
“傅雷的翻译生涯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不同时期他的翻译选择体现出他不同的思想倾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在接受采访时说，1949年以前，自认为气质相近的罗曼·罗兰是傅雷翻译的重点。
谢天振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傅译罗曼·罗兰“巨人三传”：《托尔斯泰传》（1934），《vv》（1935），《贝多芬传》（1946）。三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我面前一字排开，封面色调简洁朴拙，竖排的繁体字印在发黄的纸页上，在一些精妙的字句旁有蓝色钢笔划过的标记线。“这不是我从旧书店收购的，是我岳父的藏书。他是学中医的，并不是文学青年，却收藏了这些书，由此可见傅雷当年的译著影响之深远。”
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解释了翻译的缘由和目的。他谈到了幼年时候的苦闷，留法之后很快迷上了夏多布里昂、卢梭等法国浪漫派的作品，不知该如何度过短暂之人生，直到有一天偶然读到《贝多芬传》，才“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自此振奋。其后又拜读了《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由此他发愤翻译“巨人三传”，期望对苦恼中的青年朋友有所裨益。在写于1942年3月的《贝多芬传·译者序》中，傅雷写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他还说，贝多芬给他的启示就是：“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所以，“现在阴翳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傅雷翻译《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的动机跟翻译《贝多芬传》的动机如出一辙。谢天振说，从中可以看出，傅雷在翻译的选择上是本着儒家济世救国的传统信念而并非躲进书斋的逃避主义。他通过翻译这门利器，选择救国的方略就是贝多芬“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米开朗琪罗之“意志与才力”，以及托尔斯泰之“不抵抗主义”。
“这里容易遭到误解的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这其实延续了夏洛（傅雷1933年翻译的《夏洛外传》中的人物）的人生观与思想观。托尔斯泰笔下‘散发出青草和泥土的香味’的伊凡，和夏洛一样，都属于智力上的弱者形象，他们既是苦难的目击者，也是承受者。伊凡是俄罗斯大地的化身。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生生灭灭，唯有大地不死。”谢天振说，傅雷也是希望中国人都能成为“大地的化身”，那么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得到永生。这里的“不抵抗主义”其实就是“大勇主义”的代名词。
1936至1941年，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至4卷，影响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小说主人公克利斯朵夫正是罗曼·罗兰塑造的“今日的贝多芬”。在译著的卷首部分，附有原著的序，借此可以揣摩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型交响乐呈现给读者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
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年，抗日战争正式打响。长夜漫漫，傅雷思考的是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才能战胜自我，战胜敌人。他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到了力量：“它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绩。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傅雷希望读者能在读了这本书后燃起希望，“在绝望中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2至4卷出版于1941年，这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最折磨人意志和神经的，没有了轰轰烈烈、呼风唤雨，比的就是精神上的韧劲，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傅雷以翻译这种特殊的形式，为在抗战中坚守住自己岗位的每一个同胞提供着“精神食粮”。尽管在抗战八年期间他只出版了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这已经足够了。
谢天振认为，解放前傅雷的翻译总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他在为道德寻找“夏洛”，为个人吁求“幸福”，为民族谋求出路，为文明寻觅归属。
后期：巴尔扎克
1949年之后，傅雷几乎把翻译所有的目标都锁定在了巴尔扎克身上。尽管这一时期他也翻译出版了梅里美和伏尔泰的作品，但篇幅都不长。
试图转向的结果，是发现更加适合于翻译巴尔扎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个人是认为奥斯汀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谈到莫泊桑时，他说：“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要求，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的，简直有些讨厌。”至于司汤达，他说：“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的缘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就连曾经令他景仰万分、心潮澎湃、血脉偾张的罗曼·罗兰，他也厌倦了。所以，傅雷在1954年发愿：“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社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最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
1964年，完成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后，傅雷认为小说的翻译应该暂时告一段落，转译“客观史料”。他认为，巴尔扎克作品已经翻译了15种，“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但比较适合我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对读者也已“足够”。
傅敏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傅雷晚年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他准备翻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莫里哀的喜剧、高乃依的悲剧等。他是想把不同风格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搞个样品出来。同时，他已着手准备撰写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以及写一部关于翻译理论与技巧的书。”傅雷还通过傅聪寄钱到法国去，委托Etiemble（法国名汉学家）去找书，为写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然而，正当怀着这个宏大的理想并开始付之实行的时候，傅雷却离开了人间。
以1949年为界，傅雷为什么会从以罗曼·罗兰为主的翻译转向到以巴尔扎克为主的翻译？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傅译研究专家金圣华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着；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狂热。”金圣华说，因此傅雷的个性，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大师“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
在对文学和人生的观念上，傅雷认为“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研究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而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之中，包括了2000多个人物，涉及整个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风俗史，可以说是巨细兼备的鸿篇巨制。这样的作品，“无论在规模体制或写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对文学的看法”和口味。
金圣华认为，傅雷与巴尔扎克，虽然思想、性情相近，对文学的看法一致，令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为终身致力的对象，但在事实上傅雷是否适合翻译巴氏作品，除了“主观的喜好”外，还牵涉到许多“客观的条件”。
傅雷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一个适应的阶段，而测验“适应”的尺度，除了对原作的热爱之外，还得具备艺术的眼光，因为“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傅雷认为一个称职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人生经验必须丰富多彩，否则难以了解一部作品的精妙之处。
金圣华认为，傅雷的生平经历、才情、学养都证明了傅雷足以担当巴尔扎克的代言人。比如，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上演的背景大多都是巴黎。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绘精致入微，无论是一个地区，一条街道，一幢建筑或一间房间，每每都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细勾慢描，仿佛是一幅用力深厚的工笔画。这种功夫，若非对巴黎极有认识，对建筑艺术极有心得的译者，是绝对无法演绎出来的”。而傅雷正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巴黎游学多年，对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他对建筑艺术也炉火纯青。所以在他翻译的巴氏的十五部作品中，虽然以巴黎为背景的作品就多达10部，其中罗列的大街小巷、豪宅陋室、历史古迹，不可胜数，但他一一译出，引领译文读者仿佛亲见。即便是巴黎以外的场景，也难不住他。因为他的足迹已经遍及了西欧，把一些著名的景致深埋于心，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才有成竹在胸之感。除了场景之外，巴尔扎克叙事中长篇累牍的章节、形形色色的专题，也没有难倒傅雷，因为傅雷兴趣广泛，在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素养深厚。傅雷本人对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也很有信心：“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的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但在谢天振看来，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很难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傅敏就曾说过：“他翻巴尔扎克主要考虑到政治问题，当时国内的情况，翻译巴尔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这情况之下，他不一定会翻巴尔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欢。”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傅雷前期的翻译受到这方面的压力相对而言不太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毫无宁日，这注定了国民党政府并非是一个强势政权，从而无力在意识形态上保持高强度的控制。因此，这一阶段傅雷在翻译的选择方面弹性很大，基本上与时局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对人生和社会高度地介入和参与，翻译的作家也几乎是同时代的作家，如罗曼·罗兰、罗素等。解放之后，反映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中，俄苏文学的译介种数就大量增加，第三世界小国的译文也不断涌现。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文学翻译急剧下降，走入边缘的位置。同一时期，欧美小说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少数古典名家作品上，巴尔扎克是其中之一。”
谢天振说，从“诗学”的角度看，抗战期间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能广受欢迎，因为在灰暗的日子里，这样的作品能让读者迸发出激情，燃起生命的希望。但是，解放之后，新生政权要求文艺为社会现实服务，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肯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自然受到追捧。这一时期，傅雷所写的译者序言中，出现了许多“典型环境”下的“典型形象”，出现了对所译作品的批判甚至否定性的文字。“实际上这也是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译者为了不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诗学标准发生尖锐冲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翻译策略。……在严峻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文学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译者总是根据所译作品的具体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使文学翻译合法化。”
从“赞助人”的角度看，傅雷前后期的翻译出现断层也是必然的。如果把“赞助人”理解成狭隘的“出版商”，解放前，傅雷的作品都是私人资本性质的出版商发行，这样，它们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阻力较小，因为资本有着追逐最大利润的倾向。但是，解放后，尤其是1953年公私合营后，此时的赞助商变成了只此一家的独家经营，所以此后，傅雷作品的出版完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实际上，这时候傅雷翻译的“赞助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恰恰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二者彼此强化，成为一体，其后果必然是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从而译者翻译选择的权利大受限制。
但即便是傅雷与“赞助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时候，他的选择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一旦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僵化，比如他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他与“赞助人”的关系就相当微妙。傅雷晚年的译作多经周折，有的译作直到他死时都没能面世，原因就在于此。最为可怕的是傅雷一旦与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赞助人”交恶的时候，他的生计也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翻译谋生的人，翻译作为独立思想的物质保障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尤其显示出重要性。在他的书稿待在出版社的角落毫无动静的时候，他的生计就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从而成为他自杀身亡的一根导火线。
“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此认定，傅雷后期的翻译完全处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他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巴尔扎克的翻译，所以不妨认为他事实上在心灵中与巴氏已经交上了朋友。更有可能的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辛辣讽刺，对世态炎凉的入木三分的刻画，恰恰是具有怀疑主义精神的傅雷所需要的。”谢天振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由产生这样的联想：要是傅雷能继续享有生产知识的自由，他的成就会不会更大？
不重形似重神似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40岁到60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塾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谢天振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常常折服于傅雷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提出来的。围绕“案本”思想的是“文”与“质”的争论；到了“五四”以后，“文质之争”以“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形式出现。“求信”即清末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度曾是普遍的公认的标准。“神似”和“化境”说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傅雷是“神似”的代言人，钱锺书是“化境”的倡导者。
傅雷最为人熟知的译论，即为“重神似不重形似”，这是他在1951年于《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提出的主张。其实，早在1934年编纂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第八讲“米开朗琪罗（下）”之中，已可见端倪。文中谈到米氏对美的观念与众不同，他“要抓住传统，撷取传统中最深奥的意义，把自己的内心生活去体验，再在雕塑上唱出他的《神曲》。……他从来不愿在他的艺术品中掺入些什么肖像的成分，他只要雕像中有伟人的气息”。要“气息”而不要肖像，可以说是“重神似不重形似”的最佳诠释了。
谢天振认为，在翻译美学思想上，傅雷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大。他把翻译当成一门艺术，从使用“神似”的字眼来看，可以看出古代诗评家严沧浪、王渔洋等人的痕迹和顾恺之、苏东坡诗论画的影响。
“傅雷的艺术观与翻译观其实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金圣华说，在《傅雷全集》第十八卷有一段傅雷谈艺术的文字，虽是谈艺术，却把翻译中的“神”与“形”，把重现原著神髓的活译与拘泥于字面意义的死译两者之间的区别，阐释得清清楚楚。
傅雷意识到，在文字“距离”的背后，实质上是“民族思想方式”的差异。“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这两种心智很难彼此融合交流。”因此，他认为，译者应该力求找到心智相通的作家，翻译内容熟悉的作品，才能曲传原作的微妙。所以，“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和熟悉的作品之后，傅雷要求理解原作，“化为我有”。“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傅雷说，译者只有深入原作者的时代背景，体验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才能超越文化、心理、时空等障碍，和作者实现心灵的契合，把他的心曲说给读者听。
在谢天振看来，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暗含的实际是“神形兼重”，只不过二者不可得兼之时，有先有后。他所谓的“神”既指贯穿原文的“总体精神”，又指字句声色里蕴含的“神韵”。神是“意在言外却又无处不在的神思和气度”。这样反过来对译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傅雷说，“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是不适合成为译者的。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而艺术修养，除了天赋之外，还要有后天辛勤的培养和耕耘。
对自己的译文，傅雷从未满意过，一改再改。“愈来愈觉得肠子枯索已极，文句都有些公式化，色彩不够变化，用字也不够广”“仍嫌古雅不够，18世纪风格传达不出”，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常出现在傅雷的笔端。不仅如此，他还写评论、序言、索引、注解等多种方式，以便读者充分地理解原作。“如果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傅雷的译著，注解特别多。”谢天振说，正是凭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傅雷才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译本，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在文学翻译界，卓然成家。
（参考书籍：《傅雷全集》；《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江声浩荡话傅雷》，金圣华主编；《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谢天振、李小均著）
〔封面故事文章中除署名图片外，均出自《傅雷书信选（增订本）》《傅雷谈艺录（增订本）》，三联书店2016年9月刊行〕
记者 李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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