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亚什·贝拉：这本书是我的垃圾日
“我认为，人们主动谈论日常生活的悲剧很重要，可以督促人们主动去改变，让孤独者震惊地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处境。正是这种想法让我写下了这本并不太厚的恐怖百科。”
“垃圾日”是匈牙利的习俗。每年，市政府会指定一天，让当地居民将所有自己没用，但或许别人有用，以及体积太大无法扔进普通垃圾桶的大件家具等等统统找出来扔掉。“在这一天，街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神秘的旧物，缺胳膊少腿儿的破家具，老掉牙的坏电器，发黄了的老照片，多余的门窗，过期的药物，蒙尘的画作，旧书旧报旧杂志旧衣物旧体育器械，总之所有的一切，所有曾几何时有人需要过、使用过或收藏过，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成为破烂的一切，都被扔了出来，说不定别人捡回去能用。不少人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地巡猎，在陌生人的弃物和过去中竞相翻腾，将一些可能有用、可能卖钱、可能修好的东西找出来运回家，那些剩下来的、确实没用了的破烂则留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被垃圾车拉走。”
马利亚什·贝拉的小说就以此命名——《垃圾日》。这只是一种比喻。作者不是要讲述某一个垃圾日，而是像迎接垃圾日的到来一样，倾倒出许许多多他无处安放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一幢老旧的公寓楼，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40多间公寓中的每一间，主人都是卑微的小角色，他们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但都被生活碾压直至扭曲。他们彼此截然不同，但都是古怪的，甚至是极端的：
因为没有退休金，要依靠捡拾医院手术后丢弃的人的残肢、肉体充饥的住在二层4号的艾米大婶；把在路边捡到的人头摆在家里消解孤独的底层一号的公寓管理员；一层6号是为了霸占整个公寓，殴打自己父母的水暖工；住在他隔壁的，有异装癖的医生；三层9号，相信战争就要爆发，每天从早到晚制作绷带的芭比大婶；还有年轻漂亮，被整栋楼的男人觊觎，但精神分裂，每天和自己头脑中的幻想相伴，最后被轮奸、自杀的，住在底层5号的卡塔……而公寓楼的公共空间少有太平，楼顶、洗衣房、庭院、楼梯井、地下室，这些地方让他们的生活碰撞、冲突，彼此独立的故事也因此被串联。
“我所认为的底层并不是只有穷人，那些生意人、律师、医生也都出现在我的书里。因为不管哪个阶层都有心理阴暗的部分，尤其是变革时期。”贝拉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每个人心底都有粗暴野蛮的倾向，就像是野兽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有的醒来了，有的没有，有的在向你耳语，当然，有的可能在给你讲文学故事。生活中弱小的人、强大的人，可能都只是表象。每个人心里残忍暴力的突然爆发，都可能让他想要统治世界。书中的这些人都在底层，可能首先是受害者，被暴力所伤，但同时他们的心里又都存在着暴力的倾向，凌辱比他更弱小的人，所以故事的结局很惨烈，卡塔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匈牙利作家、文学评论家凯莱斯图利·蒂伯尔称这本书是“社会恐怖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在中国出版，被收入在“蓝色东欧”系列中，其主编高兴则称它是小说版的《恶之花》。其译者余泽民在回忆他和这本书的相遇时说：“当我站在布达佩斯一家书店内的书架前，只草草翻了三四页，我浑身的血液就凝住了，呼吸停滞，脊背窜凉，浑身的汗毛都乍了起来。”
这些故事残酷到读起来确实有一些恐怖。作者的写作非常直白，不管是关于暴力，还是关于性，他说：“这本书里面的人有两个精神支柱，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性，这是他们活着的动力。”他解释说：“恐惧来自社会，来自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望，没有恐惧，人就没有挣扎着活下去的动力。”至于性，“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努力接连受挫，性往往成为他最后的可能抓住的希望稻草。日常生活中的性其实形形色色，只是人们闭口不谈而已”。
同时，因为作者叙述的简练，故事变得浓稠。40多个故事，每一个都很容易被深深记住，每一个似乎都可以被扩展成另一本书，但它们却集中在一本薄薄的小书中。“我用激进主义的手法，却希望表现的东西像中国的山水画，能够非常地开阔。我给读者留了很多的空间，就像是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是‘气’。”“你不怕把故事都用完了吗？”贝拉很开心我这么问他，他说，一个匈牙利导演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想把这本书拍成一个连续剧。在这之前，这本书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戏剧。“艾米大婶因此在匈牙利非常有名。”他说，似乎年轻人对他的作品更感兴趣，更能接受这类非正常、但真实、带有反抗语调的写作。相比之下，传统文学圈反应并不强烈。“匈牙利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主要关注20世纪的问题，比如‘二战’和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与当下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习惯了这类作品的人，大概不会对我的作品满意。”“我的作品和历史的关系不大，和社会的关系更大，和人们内心的关系更大。”
贝拉告诉我，很多人在读完这本书之后，问他的第一个问题通常会是：这些都是真的，还是你编的？我想，这些人中，有的人是确实不信，有的人可能只是不愿相信。贝拉回答：70%来自现实生活，30%是文学加工。那70%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他自己所住的老旧公寓楼，他在其中生活多年，对其中的特殊气氛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当然，那样的公寓楼在布达佩斯还有很多，他的好多朋友也住在类似的环境里，经常给他讲各自楼里发生的怪事，这本书的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起来。
而在此之前，马利亚什·贝拉并不是作家。他是歌手、画家，早在1988年，他就和几个哥们儿在贝尔格莱德组建了先锋乐队——“学者们”，用音乐抨击时政。他是乐队中的灵魂人物，身兼主唱、小号、长号、萨克斯风，他们参加过世界范围内的无数次艺术节，演出数百场，发行了《对不起，我能不能杀你？》《一位女政治家的隐秘生活》《我爱科学》等等十几张唱片。他的另一本书《没有米洛舍维奇我就不能活》里就记述了这段经历。他几乎在玩音乐的同时，开始绘画。和他的音乐一样，作品有着明显的个人风格。
2015年初，余泽民在布达佩斯看了他最近一次的画展。“画展的题目是‘无政府·乌托邦·大革命’，再次耍了一回好兵帅克似的黑色幽默，将各国的政要和名人色彩艳丽、令人发笑地涂到油画布上。”“无论他使用的色彩是多么绚烂，甚至艳俗，但都不掩藏生活的灰暗面；无论他的画多么怪诞，都不否认戏谑背后态度的真；无论他表达的情绪多么悲怆，都带着近乎变态的生存热情。”
音乐、绘画、写作，只是不同的表达手段，对于贝拉来说，那不过是讲述故事的长短不同而已。至于这本2004出版的处女作《垃圾日》，还要从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开始说起。当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的音乐学院学习塞尔维亚的民族音乐，毕业将近。以米洛舍维奇当时秉持的政治观点，像他这样的匈牙利人是没有权利学塞尔维亚音乐的——1966年，贝拉出生在塞尔维亚境内的诺维萨德，历史上这里曾属于匈牙利王国，“一战”后才被割让给南斯拉夫。
战争即将爆发，贝拉收到一封征兵信，要他上前线。“我预感不会有好结果，就逃走了。”贝拉说，当时米洛舍维奇正在进行种族屠杀，塞尔维亚族以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可能存在的反对势力，因此会被以各种方式迁走或者处决。结果，和贝拉一起收到征兵信却没有逃走的朋友，被迫上了一辆军车，还没有到前线，车皮就被塞尔维亚军人打破，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事实上，那不是真正的征兵，就是要把我们处理掉。这也是米洛舍维奇大屠杀中的一种形式。”
按道理说，这样逃到匈牙利的贝拉应该终于能获得一种归根的感觉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贝拉不是纯粹的匈牙利人，这不光是因为他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部分德国血统，同时也因为生长在塞尔维亚的他，始终吸收着那里的文化。因此，匈牙利之于他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像所有逃亡者一样，背负着离家的疼痛和失落。同时，开始了底层的生活。
“我在一幢摇摇欲坠的公寓楼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很快，知名的律师、疲惫的医生、意气风发的学生、充满幻想的失业者、机灵的商人、出色的厨师、古怪的发明家、疯癫的工程师、自暴自弃的精神病患者、渴望赚钱的骗子和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从早到晚跟我泡在一起聊天，学英语。”俄罗斯人刚刚撤离，当时的匈牙利很快就来了美国人和西欧人，当地人对英语的需求突然剧增，贝拉虽然没有当过老师，但英语非常好，就当上了私人教师以养活自己，并因此获得了解眼前新世界的窗口。
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验到东欧剧变之下社会中所存在的危险：“所有东西都是动荡不定的，每个人都觉得机会来了，一些人抓住机会，一些人错过，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拥有机会。大部分人被潮流席卷成为变革的牺牲者。”他看待变革的态度是悲观的，他想告诉其他人，别以为变革后生活就会变好，弱者一样会存在，而相对于受到强者欺侮的他们，也还有更弱者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欺侮。
“坠入底层之前，我也是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是幼稚的，什么都听说过，什么都可能在书上读到过，但是听到、读到和你亲身去经历是两码事。”贝拉有一个青年时代的好友，一起成长，一起画画，一起组乐队，甚至一起娶了一对姐妹。他们就是变革中境遇截然相反的缩影，贝拉和妻子虽然也在底层经历了毫无尊严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适应了匈牙利，而朋友和妻子的生活却走向反面，开始颓废，酗酒加上精神问题，让朋友在强暴了自己的女儿之后上吊自杀了。朋友的妻子，也就是贝拉妻子的妹妹，也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她后来成了《垃圾日》中串联故事始终的主人公卡塔，书中那些卡塔所见的幻想，都是她对作家的真实讲述。可见，这段经历对于贝拉的刺激有多大，唤醒了他最初的写作欲望。
马利亚什·贝拉强调说，他并非仅仅作为底层中的一员，替他们打抱不平，而是一种质问。公寓楼则是一个象征物——“它是一个人心灵的、精神的象征，人的精神内部有很多阴暗、晦涩、沉重，这些东西在平时见不得人，我非要把它们掏出来展示给别人。”
据说，《垃圾日》在匈牙利出版不久后，就有一位老妇人打电话到布达佩斯的编辑部，询问艾米大婶的住址，说想帮她一把，给她送点土豆和黄油。出版社的人告诉她，这个人物并不存在，只是小说里的角色。对方回答，她知道有许多人这样活着，她很想帮帮这些在底层挣扎的人。这大概也正是马利亚什·贝拉想要的，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们将目光从充斥着谎言与粉饰繁华的社会投向一个真实存在、命运悲凉的人群，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记者 孙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