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机口围满了愤怒的乘客。
“已经改了几回了？晚一个小时的航班都登机了！我还特意买早到这一班！”为首的乘客痛心疾首，“晚上我还要开会！这损失谁来承担？”
对面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劲地道歉，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也急，但发火毕竟于事无补。航班延误了好几个钟头，恐怕要错过从机场开往附近城市的最后一班大巴。如果到得太晚，是否还有出租车司机愿意载我这段长途？要么只能在机场附近找个酒店住下？我心里没底。
毫无疑问，这场延误给每个乘客带来了不便。责难声越来越响，假如我们可以为延误找出一个责任人，他一定会被群众的唾沫淹死。“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就因为你的错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打乱了！”
在我小时候–这么说显得我有多大年纪了似的，其实也只是二十多年前吧–火车常常无缘无故晚点。远方亲戚返乡，我们在家中设宴接风，几点开饭都是个未知数。有一回父亲去接，深夜未归。大家猜：“没事吧？也许是火车晚点太久了。”车站在另一个城市，家里又没通电话，那趟火车晚了6小时，我们就在家里坐立不安地等了6小时。
回头去想，很难相信当时竟能容忍那样的不便。然而在更早的人看来，延误6小时已经算是顺利了。起码定了哪天抵达就是哪天抵达，不至于遇上兵荒马乱、枝节横生。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一行人去往三闾大学，临行前特意多带了些盘缠，以为无论如何够用了，最后发现仍低估了不确定性，险些被逼入穷途末路。从国内的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耗费数十天之久，风雨兼程、担惊受怕，能否平安到达还得看运气，这只是不到一百年前的事。
这样看来，这些年我们的进步实在算是神速。再看《人在囧途》，会觉得那样错漏百出的旅途是一种让人爆笑的夸张。虽然如此，今天的我们毕竟还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误差–无限趋近于零，但只怕永远也不是零。所以，不免还会有文中开头的场景。
中午吃完饭，下午两点到机场，两点半上飞机，5点抵达，6点就能在陌生的城市赴约。不能把这样的事看作“理所当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一桩完美而幸运的巧合。然而，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当一段原本需要30天的旅程被缩短为3小时，人们会欢喜赞叹–但只是暂时的，很快会转而不满，嫌当中仍然有不确定性。
人就是这样一种不知足的生物。随着对生活的掌控力越来越强，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当中会有一个幻想：人生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下午坐飞机，晚上就要开会，如果有错漏或意外，必须找一个责任人，或者赶紧出一套解决方案。这里面很有一种全能感的味道。仿佛婴儿饿了或冷了，会以为开口一哭就有人照顾。如果照顾的人响应不及时，婴儿就暴跳如雷，哭闹不止，那意思是：“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致力于把所有人变成婴儿。产品经理紧盯人们的需求，只要尚有需求没被解决，就立刻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这时想保持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就需要时时自我提醒：“嗨，人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控，别张狂！”所以坐飞机也是一种历练。飞机有延误，就像饿的时候奶粉还没冲好，这两件事谁也解决不了。要么大哭大闹，要么平心静气地等一等。
文 李松蔚 编辑 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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