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雨果·默西尔和法国认知科学家丹·斯帕伯在《理性之谜》一书中说，理性跟直立行走一样，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特性。它出现于非洲的大草原，要把理性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它。《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对他们的论证做了一个概括：跟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合作能力。合作很难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对许多人来说，不劳而获总是最佳选择。人类进化出理性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解决抽象的、逻辑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从不常见的数据中得出结论，它的用途是解决生活于合作性群体中产生的问题。“理性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出的高度社会性的生活环境。”一些思考习惯从理智主义者的角度看显得很奇怪、很愚蠢，但从互动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们非常精明。
比如人类的确认偏见：人们倾向于接受那些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信息、拒斥跟他们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如果理性的作用是产生明智的判断，那确认偏见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设计缺陷。如果一只老鼠坚持确定它周围没有猫的信念，它很快就会被猫吃掉。确认偏见会导致人们不理会新的或者未得到正确评价的威胁，这种特点在进化过程中应该被丢弃才对。而这种特点以及人类都幸存了下来，这证明它肯定有某种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跟我们的高度社会性有关。
默西尔和斯帕伯更喜欢把确认偏见称为己方偏见。他们指出，人类不是随便轻信的。在面对他人的论证时，我们能很熟练地看出其中的缺陷。但我们几乎总是对自己的立场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这是因为我们进化出理性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群体中的其他人欺骗。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群打猎、采集者中，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确保自己不要在其他人在山洞里闲逛时自己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猎。清晰的推理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优势。他们无需挂虑死刑的威慑作用、消防员的理想品质等问题；他们也无需应对伪造的研究、虚假新闻等问题。今天理性经常让我们失望一点也不奇怪，它只是环境变化太快，自然选择跟不上的例证之一。
知识错觉
布朗大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和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菲利普·菲恩巴赫也都是认知科学家，他们合著了一本书，名为《知识错觉：为什么我们从不独自思考》。他们以马桶为例，说明人们的知识错觉。几乎每一个美国人，以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对马桶都很熟悉。一般冲水马桶有一个水箱，按下把手或按钮后，水就会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被吸入水管、进入下水道。但它的运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耶鲁大学的学者做过一个研究，让研究生排列他们对日常设施的认识，包括马桶、打火机、门锁等。接着让这些学生详细地、一步一步地解释这些东西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再次排列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这次学生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他们的自我评估都降低了。
抽象思维会导致我们以为自己很好地理解了某些事物，事实上未必，这种现象被称为解释性深度错觉。斯洛曼和菲恩巴赫认为，这种错觉非常普遍，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多于他们实际所知的。他们说，我们之所以坚持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是因为他人的存在。比如关于马桶，有人设计了它，因此我可以很容易地操作它。这是人类擅长做的事情。自从想出了该如何一起打猎起，我们就一直相互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这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很关键的进展。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以致我们分辨不出我们的认知终结、他人的认知开始的地方。他们写道：“我们的认知分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的观念和知识跟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和知识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无界或者混乱对进步来说非常重要。当人们发明了新工具时，他们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无知领域；如果所有人在使用刀子之前都要掌握金属加工的原理，那铜器时代就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关于新技术，不完整的认知能让人变得很强大。
知识上的分工在政治领域会带来麻烦。我们不知道马桶的原理，照样可以使用它，但对于一项社会政策不了解就去赞成或反对就不一样了。2014年，在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之后，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问被调查对象美国该如何反应，以及他们能否在地图上找出乌克兰。结果发现，他们在地理上错得越远，就越有可能支持军事干预。他们对乌克兰位置的估计一般跟真实情况相差1800英里，相当于基辅到马德里的距离。
科尔伯特写道：“我们对他人头脑的依赖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如果你对某一个法案的立场是毫无根据的，我又依赖于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也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我跟第三个人聊天时，他觉得赞同我的看法，他的意见也是没有根据的，但现在我们三个人观点一致，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就变得更加自鸣得意了。”
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729年，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撰写了《一个温和的建议》一文，他的目标是触动那些冷漠的公众，让他们意识到爱尔兰人的极端贫困和痛苦，取笑那些政治算术家，他们把苦难当作一个可以用成本和收益计算来解决的问题。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斯威夫特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一篇讽刺性的文章，这类文章用讽刺、戏仿等文学技巧取笑自己所处社会的习俗。深入解读后会发现，斯威夫特这个温和的建议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在于，提出建议的人能够用最符合逻辑的论证为食人行为做出辩护，对理性的贯彻能够超出人性和明智的界限。
约翰·格雷指出，斯威夫特对人类的厌恶不是因为他的性情，而是他用人类宣称他们拥有的理性标准对人类加以判断的结果。他的作品展示了理性主义的反讽。大部分理性主义者用理性去维护他们传统的偏见和意见，斯威夫特则用理性来评判人类世界。休谟说理性是、也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他提出理性应该为人生服务，而不是控制人生。但在斯威夫特看来，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激情，人被它奴役着。《格列佛游记》中有许多事例说明，人类的大小和力量标准都是相对的。但他无法像沉着的休谟那样，认为理性在面对自然、传统和人类事件中的扭曲时是无力的。
斯威夫特在写给他的朋友蒲柏的信中说，他写《格列佛游记》的目的是激怒世人，而不是娱乐世人。他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证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是错的，他要证明人类拥有理性的能力，但没有使用这一能力。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斯威夫特的非理性之处：“他有什么理由相信他能够激起他的读者变得理性？或者认为诚实的人会认识到他们是多么不理性？实际上，他写的书跟其他书一样娱乐了读者，变成了一部经典的儿童故事。”
主笔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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