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连这个城市的“蚁族”，我和王强做足了再苦也要在一起的思想准备。2008年6月，我们选择在学校开毕业典礼那天“裸婚”，原因是我们没钱办仪式，只好借典礼那天的热闹与排场。
婚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艰难，我们每月共计3300元工资，除去房租、衣食住行等开销，还能有1000元左右的结余。我们每个月都会手挽手去银行存下这笔钱，看着存款月月增长，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那时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去吃肯德基，彼此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银行存款突破万元大关，都是吃肯德基的理由。
结婚第二年，王强的同学出国，将其80平方米的两居室交由我们照看。我们迅速搬了进去，兴奋得一夜未眠，生怕再一睁眼，又回到那不足10平方米、连洗个澡都得看房东好几天脸色的蜗居。
当存款终于到5万元时，我和王强满怀憧憬地去了售楼处，但那高昂的房价似乎是对我俩无知的无情嘲笑，一天跑下来，我们终于笑不出来了。
而打击接二连三。我父亲在连续半年便血后，才在母亲的坚持下到城里看病。结果是肠癌晚期，且已经转移。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父亲住院一个星期之后，背着我和王强，在母亲的搀扶下回了老家。
3个月后，父亲去世。葬礼上，我和王强哭得很伤心，除了伤心，更有彻骨的惭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强天天下班后就去网吧，在各种创富网站上流连，最终选定了一种据说可以吸纳甲醛等有害气体的灯。他孤注一掷，用我们余下的2万元全部买了这种灯，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出去推销。然而，10天过去了，一盏灯没有卖掉，那个厂家的电话却早已成了空号。那些堆在家里的灯，让我俩的心堵到了极点。
2010年3月，王强的同学要回国了，我们不得不四处去看房子，又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看不到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