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诸葛亮的是是非非”陈宣章三国的诸葛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头上有六顶桂冠：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军事家、发明家、散文家。杜甫着名诗章《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一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连年战争，天下大乱，加上灾荒、瘟疫，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无力镇压，便允许地方州府私人养兵镇压。于是，军阀割据，长期相互混战。汉中央zheng府地位和威望彻底瓦解，甚至献帝回洛阳时，“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方诸侯根本不把皇帝和中央zheng府当回事。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荀彧的建议，抢先下手，把献帝迎回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局面才有所好转。此时，刘备四处碰壁，歧路彷徨，依附于刘表，屯兵新野，是个不起眼的军阀。而27岁的诸葛亮则在南阳隆中“待价而沽”。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徐庶是刘备的幕僚，正好遇到曹操以母逼迫要离开刘备，于是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据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提出了着名的《隆中对》。按照诸葛亮的性格与对天下大局的分析，他必然要出山，必然要独当一面，必然要找个有三分天下资格的人，那就是刘备。所以，诸葛亮的政治出发点还是自己发挥才能，而非真正为了民众。他不辅助曹操、孙权，因为那里人才济济，而且已经形成强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虽然是傀儡，终还是东汉朝庭。刘备冒称汉室宗亲、皇叔，诸葛亮三分天下就有了借口：曹操是汉贼，刘备是复汉。所以杜甫诗《谒先主庙》：“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在其辅助下，刘备按《隆中对》获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形成了三分天下局面。但是在进一步联吴抗曹、逐鹿中原时，诸葛亮、刘备犯了大错：1.荆州地位对于蜀国至关重要。《隆中对》中特别提到荆、益二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刘备以巴蜀为根据地后，如若逐鹿中原，一路是益州方向从汉中北伐，另外一路就是荆州方向。但是荆州没有什幺险要关隘，易得也易失。陆逊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所以，诸葛亮要刘备派一得力上将据守荆州。结果错选了关羽。关羽一贯刚愎自用、骄傲轻敌，无论诸葛亮、刘备都是一味迁就、讨好。在火烧赤壁时，诸葛亮明明知道关羽的弱点，还是让他去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事后又置军令状于不顾，不了了之。（此事可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马超归附时，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马超的才能可与什幺人相比？”诸葛亮致关羽书：“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英布、彭越）之徒，当与益（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志关羽传》）黄忠官拜后将军，关羽愤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孔明对此早有见地，对刘备说，“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而刘备说，“吾自当解之。”关羽的骄傲越来越重，终于导致背离“联吴抗曹”，大意失荆州，自己走麦城身亡。《隆中对》的实施已经缺失荆州方向。2.刘备把“结义”高于大局，拒绝赵云的正确进谏，一意孤行，背离“联吴抗曹”大计，发动吴蜀彝陵之战，结果一败涂地，而且战前又发生张飞被杀。当时诸葛亮没有出面阻止刘备的错误决策，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地位比不上法正，“没有达到后来总揽朝政的程度”，其实是对复夺荆州的默认。刘备大军败绩，逃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也就是说，刘备东行我不能制止；如果法正随军东行，大军必不倾危。这里，“联吴抗曹”大计被放置一边，还是幻想立即夺回荆州。吴蜀彝陵之战，刘备号称75万大军，实际是10万左右，陆逊仅5万。刘备把多年老本丧失殆尽，延迟了北伐的时间。此后，诸葛亮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外联东吴，内修政理，南征平叛，北抗强魏。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安居平五路，七纵平蛮，六出祁山（应为六次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一毛一|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做法必然让失去兵力上的优势。一毛一|泽|东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关羽镇守荆州而失、刘备进攻东吴而败、诸葛亮北伐中原未果。前两次分兵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大计，失败得很惨，元气大伤，而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本钱所剩无几，再加上北伐方针错误、用人不当、朝廷不和等等原因，最后一次北伐时，“知会东吴，东西并进，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司马懿坚守壁垒，避不交锋，亮遂临战屯田，与魏军相持百余日，不幸积劳成疾，病逝军中。临终属以后事，大军安然退回，遵遗嘱葬于定军山。”“知会东吴”，而“吴军十万攻魏不胜，撤回江东。”所以蜀军只得与魏军单方面周旋。司马懿以逸待劳，坚守不战。诸葛亮北定中原失败原因：1.错用关羽，丢失战略要地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2.西蜀形成气候晚，军事实力、才多将广等方面远不及魏、吴。尤其是吴蜀彝陵之战，大伤元气。西蜀屯兵戍边措施不力，前线军需不济。而曹魏采取改革，发展经济，国力强盛。3.“复兴汉室”口号早已没有感染力和号召力。4.首次北伐时，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是天赐良机，诸葛亮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迳取长安，早得多时矣。”5.关键时刻用人失误，马谡失街亭，李严误军粮。在张郃围困马谡时，诸葛亮应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一合展开决战战胜张郃。但是，诸葛亮坐失事机，“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撒，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邽、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发生逆转，蜀军除了撤退之外，已别无他途。因此，一毛一|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6.攻占陇右后，没有建立牢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往往粮尽兵退，收地复失，陇右诸多有利因素未能充分利用。7.诸葛亮日夜操劳，病役于五丈原。后虽有姜维接替前线指挥，但总显人才匮乏，后继无人。8.西蜀朝廷宦官黄皓等专权，后主昏暗，后防空虚，纵使姜维在前线拼命作战，终难挽回危运。陈寿评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里，“奇谋为短”、“将略”非其所长、“连年动众”，皆其缺点。鲁迅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故杜甫诗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一毛一”（《咏怀古迹五首》），差矣！诸葛亮初战失利更深层原因，在于他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一毛一|泽|东说：“诸葛亮的这三大失误，使蜀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历来认为他是伟大军事家的错误舆论在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诸葛亮长于治国。当时，蜀汉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一毛一|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但是，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事无巨细包办代替。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这一弱点，定下了以逸待劳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有人说诸葛亮想当皇帝，理由就是诸葛亮排挤李严，独揽大权。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形象：忠臣、智者、“匡时雄略”和才德高尚。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他实践了诺言。一毛一|泽|东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其实，在当时的时势下，连曹操都至死不敢称帝：1.不想背乱臣贼子的历史骂名。曹操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氏春秋》）他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其诗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2.曹操的优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旦抛弃，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孙权上书给曹操，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笑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三国志》）3.曹操目标明确，即统一天下，安邦定国。他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4.曹操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贴，其手下首席谋士，最忠心耿耿的荀彧、荀攸叔侄，连曹操称王都持反对态度。曹丕称帝，刘备愤怒反击也称帝；而孙权却向曹丕称臣，接受赐封“吴王”，因为孙权不是汉室宗亲。公元229年，孙权为了不低人一头，避免任人宰割，撤掉所有的面具称帝，仍然“自以居非中土”（《三国志》），连称帝必备的皇家祭天地的设施都迟迟没有兴建，可见他还是心虚。诸葛亮从出山都是打着帮助刘备“复兴汉室”旗号，怎幺会称帝呢？即使诸葛亮替刘禅统一了中国，也不会称帝。才德高尚：他临终遗表：“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遗嘱：“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一生廉洁。诸葛亮墓楹联：“生为兴刘尊汉业；死犹护蜀葬军山。”批评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宗派主义的议论多，说他“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说他“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说他“没有胸怀，善于玩一弄权术，甚至为了达到自己大权独揽，不惜毁灭人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主要指罢黜李严、流放廖立、逼反魏延等等。李严是刘备看准的人。刘备临终“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李严身为顾命大臣，既没有出谋划策建设国家，也没有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却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公元226年，曹丕去世，曹叡继位。次年，诸葛亮准备北伐，调李严之兵进驻汉中，李严推三阻四，却提出：“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当时西蜀只有一个益州，诸葛亮是益州牧，李严却要求划出五郡成立巴州，自己当刺史。公元230年，诸葛亮准备出祁山，让李严镇守汉中。李严却提出要开府治事，“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理由是曹叡的四个顾命大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都开府。李严的要求未准，诸葛亮则表荐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重庆）都督。“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李严改名为李平，意为与孔明平起平坐,一争高下!次年，诸葛亮四出祁山，由李平（严）丞相府政务，催办督运军粮是份内之事。因连降大雨，李平“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可是，“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只得把前前后后的书信拿出来。“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乃废平为民，徒梓潼郡。”可见，李严被罢黜，是咎由自取。更为严重的是：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此前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劝其“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回信拒绝，表明心迹。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蜀朝廷内部三个派系斗争：原来的本土益州集一团一、后来的刘璋东州集一团一和新来的刘备荆州集一团一。刘备兵败，汉嘉太守谋反；刘备去世，“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托孤只能依靠荆州集一团一诸葛亮，但是又要顾忌益州集一团一与东州集一团一，于是“以李严为副”。李严是荆州人，是刘表部下，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投奔刘璋，后来又投降刘备。刘备的考虑是三方合力。但是李严：1.难以共事，“难开狎，李鳞甲”，“乡一党一以为不可近”。2.挑一拨离间，行“苏（秦）、张（仪）之事”。3.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所以，诸葛亮在再三礼让后，只能废黜李严。诸葛亮曾经说过：“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将廖立与庞统等量其观，可见其才能出众。诸葛亮两次弹劾廖立，在北伐出兵前夕，由廖立大发牢骚引起。“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三国志·廖立传》）廖立是老资格荆州系，眼看一个个年轻人官位都高于自己，大发牢骚：“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主）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无纲纪；朗昔奉马良兄弟，谓为圣人，今作长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不足与经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当时大军将远出，诸葛亮又面对李严争权的现状，最担心的是前方打仗，后方混乱。廖立不光贬斥荆州系的要员，指责诸葛亮用人偏心，而且对先帝刘备横加指责（事已过去，此时指责不是接受教训，而是发牢骚）。如不及时处理，会加剧朝廷的稳定，尤其是会有更多的人乘机跟着李严争权夺利，伸手要官。而且，廖立“将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的训练成绩斥之为不足一提，指斥诸葛亮贸然地进行不可能胜利的北伐战争。这与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统一中国大计是相悖的。廖立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不适当的话，而且对象是蒋琬、李邵。蒋琬虽然资历辈分比廖立浅的多，这时候已经是诸葛亮心目中的接班人人选，诸葛亮曾多次对人说：“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密奏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李邵听罢，立即向诸葛亮禀报，于是廖立因“无忠孝之心”、“受恩过量，不思忠服”而遭弹劾（《三国志·李严传》）。诸葛亮流放廖立的理由“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可见，这是出以公心，不是报私仇。魏延跟随刘备多年，从下级军官晋升上来。刘备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称善，魏延气吞山河的一席话，众将折服。刘备死后，诸葛亮调魏延去南方抵御孟获，魏延和赵云是南征大将，七擒孟获。魏延成为蜀国首屈一指的大将。早在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魏延就提出“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正确方案，因与“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相悖，未被采纳。诸葛亮临终安排军事撤退时，就估计到魏延会坚持北伐，不同意撤退，而且魏延不服杨仪。《三国志·魏延传》：“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一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果然，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还要费祎联合发布命令。“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即王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司马懿只怕诸葛亮，知诸葛亮死，必追。诸葛亮安排从容退兵是正确的，魏延分裂是错误的，并不是诸葛亮逼反魏延，魏延不是谋反而是要夺军权。此外，还有把刘封、彭羕、杨仪、刘琰等人的遭遇，都归结为诸葛亮用人不当。《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诸葛亮最大政敌谯周的弟子，却对诸葛亮也是如望泰山之情：“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着，风化肃然也。”晋武帝司马炎曾问及诸葛亮治国之术，臣子樊建答：“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汉晋春秋·诸葛亮传》注引）着名史学家袁准赞叹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同上）对于刘封等人的遭遇，陈寿曰：“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彭羕、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干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即：都是咎由自取。诸葛亮是外交家，除了赤壁之战前出使东吴，吴蜀彝陵之战失败后重新联吴外，“七擒七纵”孟获，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一毛一|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诸葛亮最可宝贵的就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诸葛亮是发明家。诸葛亮改进一弩一机，一次可连发十支箭，而且提高了准确性。诸葛亮还发明了孔明灯、手推车（木牛流马）。传说：诸葛亮南征班师时，正遇风起，不能渡河，孟获说这是猖神作怪，要用人头和牲畜祭祀，便会风平浪静。诸葛亮觉得用人头太残忍了，于是用面粉一搓一成|人头状，混上牛羊等肉替代，名为“馒头”。（宋·高承《事物纪原》）关于诸葛亮是散文家，据陈寿《亮传》《上诸葛氏集表》透露，《三国志》之前就有人批评诸葛亮，其云：“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辩护：“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晋书•李密传》云：“司空张华问：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与语，故得简而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已敌，言教是以碎耳。”其实，诸葛亮并没有立意文采，只是抒发心中之言。《诸葛忠武侯文集》是清·张澍撰,共十一卷。1960年段熙仲、闻旭初根据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用新式标点编排，并加注释，名为《诸葛亮集》，中华书局出版。这都是后人所为，与诸葛亮是不是散文家无关。
诸葛亮虽然属于刘备荆州集一团一的代表，但是在西蜀为相是以大局为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可见，老百姓是怀念诸葛亮的。诸葛亮为相治国，深知图强不易，用兵极耗民财，故“一生唯谨慎”，由此责怪其军事才能，只能一分为二地分析。至于说他想称帝，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