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向来敬畏，不仅因为他们能够妙手回春救死扶伤，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开列的处方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几乎天下所有的大夫像出自同一师门，他们学的不是中国汉字，商量好了似的要一致起来对付病人。如果说要“保持一致”，我看在这件事情上是够得上“惊人的一致”了。
十岁以前是我有生以来长病较多的一个时期，那时候医疗条件相当差，我在故乡的一个小镇上面黄肌瘦地成长，得了差不多是一个孩子有资格长的所有的疾病，如肺炎、脑炎、胆道蛔虫、百日咳等等，用九死一生来形容我的童年并不为过。当时，我还不会识文断字，我年轻的母亲是位小学教师，这个职业不识几个字是说不过去的吧。但我清晰地记得，她每次到镇卫生院给我看病，总是手拿处方呆愣半天，嘴里嘀嘀咕咕：写得啥呢，写得啥呢……时间长了或者看病次数多了，母亲也就习惯了这件事情：反正抓药的大夫认得，只要不让孩子吃错药就行。
在我年幼的心灵里，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处方，是联络暗号，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密电码”。
二十岁以后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接触医院的机会很少，每年冬季前后偶尔感冒上一回，从一抽一屉里取出点常用一药服了，抵抗一下也就过去了。倒是有个做大夫的朋友，是个业余作者，经常拿一摞诗稿向我“求教”，毕恭毕敬，额头汗珠滢滢，试探着问他的诗歌写到了什幺程度，能不能发表云云。我承认，在那一刹那间，我对医生的敬畏之心有所减弱，甚至滋生了一点点骄傲情绪：你操手术刀的手，写诗未必行。你能在人的肚子上划开一个口子不错，但你写在白纸上的句子，软塌塌的像面条根本不叫诗。再者，他写的那些所谓的诗，字体相当差。
点评完他的诗，我说：你的字写得很糟糕呀！他连连点头：是的是的，献丑了。一边涨红着脸解释，说他正在学电脑，以后要把诗稿打印好再拿来。
时隔不久，我患上了顽固性*偏头痛，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二话不说：你来吧，我在神经内科等你。那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以病人的身份踏入医院的大门，门诊室挤满了前来就诊的病人。我的朋友身穿白大褂，胸挂听诊器，表情显得很严肃，他很仔细地询问我的病情，用一个小橡皮锤打我的腿关节，折腾半天，他头也不抬地在处方上刷刷刷几下：嗯，作个脑电图吧。我问没事吧，他说，你可能太劳累，没大事。我顺手接过处方一看，脑袋一下子就懵了，三十多年了哪，你虽然成了一个作家，可你还是没有能力认出它上面究竟写的是什幺……接下来的事情是，我拿着这份久违的“天书”去做脑电图，在长长的走廊上，小时候生病的一切细节全部涌现了出来……包括母亲领着我看病时受大夫呵斥的细节，它击垮了我积累多年的自信心和虚荣心。
三十多年了，大夫的处方像一块老骨头，无论你怎幺啃也啃不动。我想，它是被一锅药汤煮得太久了，已经熬成了一块坚一硬的顽石。再好的一味药，这幺个熬法，也会熬出毒副作用来！
自此断定：在我们中国，有两种汉字最难辨认，第一是甲骨文，第二就是要算大夫们的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