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索尔·贝娄受聘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教授，任期五年。安排给他的办公室，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前任主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他同第三任妻子苏珊新婚才一年，在芝加哥，苏珊有了更多的朋友，不必像过去那样待在乡下农场里。贝娄对生活的满意度似乎提高了。他在写给同事、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的信里说：“我比过去更勤奋了，也许勤奋得超出了必要——我要写完《赫索格》。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能否承受得了我投入在他身上的精力。”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还有的是麻烦追逐着他。亚当是贝娄同前妻亚历山德拉之子，也是最受他宠爱的一个孩子。同亚历山德拉离婚后，贝娄同她讨论亚当的抚养问题，二人龃龉不断，一度关系紧张。他怀疑前妻，因为她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路德维格搞在了一起，她的每个举动，贝娄都认为是两人共同策划的。朋友和爱人双重背叛了他。“我不想听任何废话，我本人尽最大的可能不想见你，但是，我探视亚当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他在1962年1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孩子判给了女方，但他追着问亚历山德拉，在她上班的时候把孩子交给谁管。
亚当牢牢拴着贝娄的心，假如失去了他，这段婚姻便是一场瞎忙，等于什么都没剩下。也不是什么都没，他至少写出了《赫索格》这本书，一个可怜的知识分子写另一个可怜的知识分子；一个孤独的人，创造了另一个孤独的人来陪伴自己。
摩西·赫索格是个乔伊斯式的人名，《赫索格》是一部带着《尤利西斯》特色的小说。故事里的“奸夫淫妇”，一个是赫索格的次妻马德琳，另一个，是只有一条腿的格斯贝奇。作为一份文学性的报复，这种安排是足够了。但是，赫索格自己也并不洁身自好。《尤利西斯》曾被判为淫书，《赫索格》有些地方其实不遑多让。贝娄总是很有兴趣去描述性爱体验，描述女人的身体，如赫索格所说：“做爱是公民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有用的社会行为。”
他洗澡、修面、搽粉，换上上装，出发去接受自己的情人的嘴唇。“其实我俩都有人了”——电台情感热线节目里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耳力不错、运气也好的话，你接着便能听到播音员轻轻的叹息。除了报复，赫索格还有另一个理由：生性风流，是因为“我无力拒绝一个巨大的工业文明对精神上的要求所开的享乐主义的玩笑”。我想做一个高尚的人，想做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但无奈，风流韵事总是找上我。
从这个角度说，贝娄和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有点共同之处。两个才子，都是极通世故之人，他们不做唐璜，不是因为受戒于内心的道德要求；事实上，他们总忍不住去嘲笑唐璜和他们的行为。情欲本身存在一种淫荡的喜剧色彩，像月亮一样狡狯地悬在空中，见不得人的私通行为，会激发无声的揶揄和窃笑，而不是雷霆万钧的愤慨。
同赫索格有过私情的女子里，有一个是日本人，名叫园子。这还是他上一次婚姻期间发生的事。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自传成分；描写园子的语句，让人想到某些情场老手，他们裁纸刀一般的目光，能瞬间扒掉每一个经过自己面前的女人的衣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