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大洋彼岸，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她随手拿起朋友从国内寄来的《南国诗刊》，看着看着忽然泪洒纸上。“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犹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她看到了一个痴情男子对亡妻深深的思念，她想象着这个男子和妻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刻骨的爱情，而这样的爱情也是她一直追逐的梦想。
她是一个有理想的女子，远离亲人来到南洋，只为掌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来南洋前，她在上海犹太人第一富翁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附属女校读书。秀气端庄的她被哈同的中国太太看中，一定要她给自己当儿媳，随即不容商量地派出30多人的礼队上门提亲。当时嫁到哈同家，那是多少待字闺中的女子的梦想，可是她回到家看到这个情景，当天晚上就选择了离家逃婚，她要找的是一份真爱而不是一份家世。带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登上了开往南洋的轮船，随后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以谋生计。
而彼时的他在在精神上正经历着一场山崩地裂的痛苦，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一直共同奋斗的结发妻子悄悄地死在他的怀中，他无尽的哀思化做段段诗行发表在两人共同创办的刊物《南国》上。
看了这些诗文后，她黯然伤神，想了好久，终于带着少女的羞涩，带着对爱情的朦胧向往，主动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收到陌生女子的来信，他心里倍感温暖，端庄的字迹间透出的是满满的爱意，她说她被他的痴情感动，愿意照顾他的母亲，照顾他的孩子。他马上回信并随信寄去一张照片。从此，两人开始了连续3年的鸿雁传情。
年2月19日，尽管他与她的感情在书信往来中越来越深，可是他还是娶了眼前人——妻子的好友黄大琳。这是他亡妻易漱瑜的遗愿：“大琳是我的好朋友，她一定会很好照顾你，而且也能够照顾我们的孩子。”婚后，黄大琳对他也是百般体贴、照顾，可他脑海里总是抹不去亡妻的影子，没有了以前的滋味，他说恋爱的春天只有一次。
他结婚后的第二年，她利用暑假乘船从南洋来到上海，他带着照片早早地来到码头等候，这是他们在连续通信3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不能说一见钟情，但3年的感情沉淀足以让他们激情荡漾，很快两人陷入热恋。她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有人骂我，或错怪我，我必定要和他争个是非才停，于您则不然，假如您说那张桌子是铁打的，我必定跟着您说：‘先生，是的，那张是铁桌子呀。’”她就这样崇拜地爱着他。
她爱得热烈，想尽一切方法帮助他。在他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时，偶然听说他办学没有经费，她立刻把自己积攒下来的500块钱全数给了他，50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上海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此时这个男人也没有让她失望，在她和现在的妻子之间，他选择了她。在确定了彼此的心意后，她带着他的承诺回到南洋继续完成学业。他们之间仍是书信不断。
年底，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离婚声明，同黄大琳友好分手。一年以后，他牵着她的手再度踏上婚姻的红地毯。可这条红地毯她走得却是异常艰难。其实1929年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不但感情上经历着变化，而且思想上也发生着改变。这个改变，是从另一个女子开始。当时他在上海的影响力，成了社会各派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这个女子就是《渔光曲》的作者安娥。当年，安娥只有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他的眼里，安娥不仅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再加上安娥的主动接近，他的感情又一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