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回台湾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我成为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如果要给学生记大过，就必须开会，决议需十三位一级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
我第一年参加会议时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品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了解背后的因由，所以当时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罢，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其实这个案例是不自觉地受到了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反省。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外，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投票的，他必须遵守这样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因此别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于是这件事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中。阮籍这么做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便开始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