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在浙江省淳安县当县长。他本着儒家教条主义的精神，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把招待上级领导和同僚过客的费用，压缩到合乎文件规定的水平上。
海瑞上任前，淳安每年向老百姓征收12950两银子，这笔钱主要用作本县的招待费，还要分摊上级政府的招待费。海瑞上任后，经过大力整顿，削减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开支，拒付上级政府摊派的费用，淳安每年向百姓征收的银子下降到925两，相当于原征收额的7%。
仅此一项，海瑞每年为当地群众减轻不合理负担12025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等于325万元人民币。
海瑞认为，这还不够理想，在理想状态下，只收92.5两就够了。那么，超过这个数字的部分，即12950-92.5=12857.5两银子/年，均属不合理负担。
由此可见，海瑞这位大清官的价值，至少是325万元人民币/年。“至少”的意思是：第一，海瑞可能继续前进，把剩下的925两再减至92.5两，每年再为淳安人民减轻832.5两银子的不合理负担。于是，他本人对于淳安人民的价值，也将从325万元人民币提高到347.5万元。第二，这里没有计入的其他价值，譬如榜样力量的价值，譬如节省陪客时间和催征时间，集中精力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等等。
如果更准确地表达上述意思，应该说：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淳安这块地方，海瑞这种级别的清官，对当地百姓的直接经济价值为：+325万元人民币/年。
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官僚集团来说，海瑞的价值恰好是上述数值的负数。百姓的节余正是他们的亏损。
举例来说，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重要官员路过淳安，接待费大概要用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六七千元人民币上下。而按照海瑞死抠的政策，即使省级领导驾到，招待费也不过七八钱银子，折合200元人民币左右。海瑞替百姓省下的6000多元，正是那位过路官员损失的数目。
海瑞出任淳安知县之前，淳安县每丁的平均负担是3.5两银子/年，海瑞将此负担，减到了0.25两银子/年。邻县建德县的往来官员更多，因此百姓负担更重，每丁的负担是9两银子/年。同比计算，如果海瑞到建德县当官，他对当地百姓的价值，比在淳安要高很多，因为那里更严重地偏离了正式规定，更多地增加了百姓的额外负担。
如何从上述数字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公式呢？
清官的直接经济价值，取决于偏离正式规定所搜刮的财富的价值。例如淳安过去实收的12950两，减去理想状态下的92.5两，等于12857.5两银子/年。当然还要打个折扣。清官的强度是有差别的，海瑞如此强悍，也未能把多收的每年12857.5两银子（347.5万元人民币）全部减掉，他减去了12025两（325万元人民币），纠偏强度达到93.5%。
总之，违规搜刮越重，清官的价值越大；纠偏强度越高，清官价值越高。清官的价值=偏离正式规定搜刮的价值×清官的纠偏强度。这就是清官价值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清官的年度价值，也可以计算其在整个任期内的价值，还可以计算清官一生的价值。如果这位清官创造出一种纠偏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纠偏，甚至永久预防偏离，那么，只要这个制度还管用，这位清官的价值，就会年复一年地累计下去。不过，贡献如此巨大的人，为后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与其称之为清官，不如称之为英雄或圣人。
算出了清官的价值，就可以预测平民百姓热爱清官的程度，也可以预测贪官污吏厌恶清官的程度。
仍以海瑞为例。当他在省部级领导的岗位上重犯教条主义老毛病的时候，不过一年，就让“百司惴恐，多患苦之”，引发了官僚集团的大规模攻击和嘲笑，使他感觉到“窝蜂难犯”。
次年，海瑞死在任上，百姓的反应是“小民罢市”。灵柩经水道还乡，人们穿着白色衣冠夹岸送行，酹酒痛哭，“百里不绝”。
抄录《明史·海瑞列传》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也受到先民感染，为古人一哭，为小民深知清官的价值却无从购买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