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总统”一直渴望带给法国一个全新的巴黎。1852年，这个名叫“拿破仑”的中年男子登上权力的顶峰。继其叔叔拿破仑一世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拿破仑三世开创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代。“重建巴黎”作为一项彰显帝国气概与情怀的工程立即展开，“城市重建有怠者，请自行离开”。
在罢黜了思维保守的塞纳大省省长让·雅克·伯格后，拿破仑三世把乔治-欧仁·奥斯曼推上了省长宝座，也正式拉开了巴黎重建的大幕。让我们把镜头切回19世纪中期的巴黎，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觉那么熟悉：帝国走上工业化快车道，城市高速发展，与之相随的必然是大都市人满为患、城市环境恶化，以及新城市公共设施的供不应求——这不就是中国大城市普遍在经历的发展阵痛期吗？
19世纪中期的巴黎，早已感受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喜与忧：公共空间的宽与窄，新旧建筑的存与废。奥斯曼头疼过、纠结过，也武断过、粗暴处理过。好在曾经的巴黎城建风险早已“平稳着陆”，望着蒙马特高地的街头艺术表演、里沃利大街供人休憩的木椅，以及在圣米歇尔广场歇脚待喂的白鸽，我们也应该说出发自心底的那句话：对于城市的重建，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拓宽道路、修建高楼，还要更舒服、更自由的城市公共空间。
如果周末去蒙马特高地，会看到流浪歌手用吉他弹唱民谣、黑人少年在高地顶峰的颠球表演，以及围绕在红磨坊和艺术集群周围的街头素描摊子。圣心教堂的高耸下道，总会有和着节拍而起的舞蹈等卖艺表演。运气好的话，周六晚上还可以在草坪上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所有人或躺着，或靠着，横七竖八地在这片公共领域享受周末的欢愉。你想待到多晚都行，难怪诗人于坚称巴黎为“一座热爱生活的城市”。
像蒙马特高地这样的公共空间，在巴黎几乎随处可见；而在中国，似乎不可想象。如果说香榭丽舍大街的林荫大道、蒙马特高地的艺术表演领地，以及协和广场通向杜勒丽公园的步行慢道等共同构成了如今巴黎的城市休闲空间，那么中国的大都市，也许只能祭出被广场舞大妈攻占的小场地与之较量了。与巴黎人的休闲漫步、随性表演和惬意观影相比，北京人、上海人和广州人必须在超弯儿、闲逛和暴走期间，小心地绕开身边来往的车辆。同时，夜间弹唱和街头表演，也会在晚上10点之后，被一群身着制服，职责为“管理城市”的人赶走。
“只有城市，没有生活”，于坚的这句评价，似乎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极为逼仄的公共生活空间，在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似乎难以避免。你想去跑步，得留心那些离你身体不到半米的飞驰的汽车；你想踏青，一块“芳草青青，脚下留情”的木牌让你无从踏足；你想挎着吉他去江边卖唱，城管说，卖唱可以，但要早晚限时；你想去广场喂鸽子，但已无处可喂：广场被中老年人群的“最炫民族风”音乐所占据，鸽子则难觅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