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我先说一件小事情：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座小城里，住在一幢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不过八九岁，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力量相差悬殊。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就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条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手掌打到脸上的清脆的声音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用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说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十几年来多少大事情我都忘记了，却偏不能忘记这件小事情，而且有时候还从这小事情想开去，想到许多国家大事。
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我正在北平的一所大学里做学生。当时政府对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无论学生怎样请愿，怎样卧轨、绝食，政府都只是搪塞。无论嘴上说得多强硬，事实上却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国际联盟上，梦想欧美强国能挺身出来主持“正义”。我当时虽然对政府的举措一点都不满意，但我也很天真地相信世界上有“正义”这一种东西，而且相信“正义”是可以由人来主持的。我其实并没有思索，究竟什么是“正义”，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很具体，一点也不抽象、神秘。这东西既然有，有人来主持也自然是应当的。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以强国欺侮弱国，我们虽然丢了几个省的地方，但有谁会说“正义”不是在我们这边呢？当然会有人替我们出来说话了。
但我很失望，我们的政府也同样失望。我当然很愤慨，觉得欧美列强太不够朋友，明知道“正义”是在我们这边，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来帮忙。我想我们政府的当道诸公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还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对所谓“正义”还没有失掉信心。虽然屡次希望别人出来主持“正义”却碰了钉子，他们仍然在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作“正义”。
现在我自己似乎比以前聪明点了，我已经确切知道了，并没有“正义”这一种东西。
说明白点就是，欧美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同情，包括物质方面的强者和精神方面的强者，而且他们也不管这“强”是怎样造成的。
据我看，欧洲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包括身体的力和智慧的力。这当然不自今日始，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要征服自然，要到各处去探险，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官做出一项判决，倘若罪犯不服，他不必像现在这样麻烦，要请律师上诉，他只要求同法官决斗，倘若他胜了，一切判决就都失掉了效用。现在罪犯虽然不被允许同法官决斗了，但决斗的风气仍然流行在民间。一提到决斗，他们千余年来制定的很完备的法律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代替法律的是手枪和利剑。还可以从一件小事情上看出这种倾向。在德国骂人，倘若应用我们的“国骂”，即便是从“妈”开始一直骂到三十六代祖宗，他们也只摇摇头，一点儿也不了解。倘若骂他们是猪、狗，他们也许会红脸。但倘若骂他们是懦夫，他们立刻就会跳起来同你拼命。可见他们认为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是最可耻的事情。反过来说，无论谁，只要有勇气、有力量，他们就崇拜，根本不问这勇气、这力量用得是不是合理。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力量就等于“正义”。
我以前每次读俄国历史，总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几个比较软弱而温和的皇帝都被人民杀掉，而那几个刚猛暴戾又残酷的皇帝，虽然当时人民怕他们，甚至恨他们，然而时代一过，他们却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凡四世，他当政时残暴无道，拿杀人当儿戏，是一个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以人民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作“可怕的伊凡”，可见当时人民对他的感情并不怎么好。但时间一久，这坏感情全变了，民间产生了许多歌来咏唱甚至赞美这位“可怕的伊凡”。在这些歌里，他已经不是“可怕的”，而是为人民所爱戴的人了。
回来再看我们中国，就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正义”的看法同欧洲人不大相同。一般人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同看法，有正义感的人绝不允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伸张正义。虽然一般人未必能做到这一步，但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甚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对弱者表示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这正义感当然是好的，可惜时代变了，我们被拖到现代的世界舞台上去，我们心里的“正义”同别人的“正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敢打欧美人耳光的中国人在欧美人心目中的地位，比一个只会向他们谄笑、鞠躬的“高等华人”高得多。只有这种有勇气的人他们才从心里佩服。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勇气打一个外国人的耳光，只会谄笑、鞠躬，虽然心里满是“正义”，但一点用都没有，仍然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一直碰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样东西，叫作“正义”。
我希望我们赶快从这梦里走出来。
（林冬冬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季羡林谈人生》一书，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