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定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鲜活的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文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不了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
讲一点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拨乱反正，我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不会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也不会感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近几年的作品。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