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仍还以国内人的视角、国内人的思维、国内人的语言写中国人的吃喝拉撒睡或勾心斗角，只是把背景从青岛搬到了温哥华，有什么意思”
迪克牛仔
15年前，当迪克牛仔还红的时候，常有人把回国泡吧的余泽民误认为是他。不仅因为那头长发，还因为他跟摇滚圈著名鼓手余伟民同出同入，那是他弟弟。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满脸激动地凑过来合影，毕恭毕敬地递上纸笔。余泽民也不客气，接过来就签，然后安慰满脸狐疑的对方：“没错，这就是我名字。好好留着，以后值钱。”
彼时还没出版过一本书的余泽民今年已经52岁。2016年9月25日，在新书《纸鱼缸》的座谈会现场，他像个过生日的少年憨憨地坐在嘉宾中间，表情满足。左边是书评人康慨，右边是作家邱华栋和他的大学辅导员李鹰，听众里不乏亲友，八旬老母亲坐在第一排，跟儿子一起享受这个颇有些衣锦还乡味道的时刻。
自1991年秋季出国，这25年余泽民一直生活在匈牙利。枣红色的裤子和那头不羁长发使他有一些异域风情，却与欧洲无关，确切地讲，像个腼腆的印第安人。座谈会上，听人讲述自己或自己的书时，他咧开厚嘴唇笑笑，笑容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自嘲。在上百双眼睛的注目下，嘉宾们很快进入他们熟悉的公共状态；余泽民盯着台下人的眼睛，显得有些出戏。
国内读者更熟悉他的译者身份。十几年来，他已翻译过当代匈牙利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其实，作为小说家的余泽民十年前就出版了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这本书在2005年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对文坛有些了解的人知道，入选这套丛书，意味着作为文学新人的作者得到了文坛话语圈子的认可。
当年同时入选的小说类作者还有三人：徐则臣、王棵和张楚。“他们现在的名气都比我大，”余泽民说自己并无遗憾，“但起步我一点不差于他们，只不过后来我一头扎进翻译里，没有精力写自己的东西。不过，这也说明我的写作没有功利性，有空写点，没空不写，自娱自乐。”
余泽民直言自己不想做个“只写中国人的华语作家”。《匈牙利舞曲》中的主人公们，大半还是异地谋生的中国人；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虽把男主角孤零零地放置到当地人中观察，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情感生活。到了新作《纸鱼缸》，移民故事不再是他写作的核心。小说中平行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错，闯入者与本地人的戏剧性相遇穿越了文化冲突的表层，更多带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传统与历史，很多读者的感受是：不像中国小说。
这些年来，他极少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读中文书也多是翻译小说。他承认自己与国内文学的疏离：“即便自己写作，我也常用匈语思维。既是遗憾，也是幸运：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地汲养，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
乌龟专找大王八
《纸鱼缸》勒口上的作者简介里写道：出国后做过医生、教师、编辑、记者、导游、翻译、编剧等职业。在早期的书上，后面还有几种：果农、蒜农、插图画家和演员。
十年前，《十月》杂志曾给他做过专辑，登了一组小说、评论和创作谈。杂志社编辑看到他发来的简介时，一致做出判断：这是一个骗子。后来他收敛了些，不把简介写得那么花哨。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顿号大致想象余泽民在匈牙利的生活。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学翻译，甚至连一节匈语课都没有上过。他学医出身，被1990年代初的出国潮席卷出去，稀里糊涂到了当时免签的匈牙利，“我出国没有目的。如果说有，那就是想出去，一个人光着脚在世界上走走。”此后长期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每天都等着谁叫我去吃饭，今天活过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要是哪天大家都忘了叫他，那天他就得饿肚子。“没钱，但是开心。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朋友，就像凯鲁亚克《在路上》的那种状态，人极度自由，心极度开放，随便谁来叫我，随便谁把我带到哪儿，只要有人搭理我，我就特别高兴。”
座谈会上，比起坐在他身边的同龄嘉宾自说自话自帮腔的圆熟，余泽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观众身上。他打量着观众席里每双注视他的眼睛，像在搜索故人。有人问，他的假定读者是谁？余泽民回答，写作从一开始就是盲目的，为了打发时光、排解孤独和自我宣泄，就像没计划的旅程。如果非要说对作家的奢望，也只是希望死前出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有话说有屁放唯有友情最激荡。”这是他在自己博客介绍上写的两句话。他像一个腼腆与豪爽的复合体：生活需要呼朋唤友和情爱的滋润，在塞格德那些年，他的口袋里总揣着一大串友人的钥匙，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家门；他亦敏感于人与人之间每一个微小的情感交汇。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人，五脏六腑都能看见，心里从不设防，因而容易受伤。
在匈牙利的最初十年，他基本上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看书、交友之余，每碰到一桩新鲜事，每结识一位新朋友，谁跟谁交好，谁跟谁打架，谁在酒吧里聊了什么，谁的生活发生了变故，统统记到A4纸的横格本里。《纸鱼缸》就是从他当年记录的一场乡村婚礼的几页素材里“生长”出来的。书中多处关于打猎的细致描写，堪称猎人手册，均来自于他与友人在山林里逐鹿猎猪的生活体验。
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情中，他默默地写着，并在写作中“体验到近乎高潮的快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在最初十年里，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东西，读者始终只有自己。
出国后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在路上》，成了他流浪日子里的生活圣经。贫穷却悠闲的大把时光和充裕的精力，让他得以阅读大量西方当代小说。大约在2000年，36岁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写，像他读过的那些作家那样写。
初到匈牙利时，他的语言系统是分裂的：听和说用匈语，读英文书，写则用中文。1993年早春，他认识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998年，他陪拉斯洛在中国游历了一个月，走了十座城市。回到布达佩斯后，他对朋友的文字产生了好奇，于是翻着字典开始读拉斯洛的《茹兹的陷阱》，这是他第一次读匈语小说。
学医出身的他，研究生是在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学，去匈牙利前不知道有匈牙利语，到匈牙利后也从未系统地学习过。“酒馆、咖啡馆就是我的语言学校，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这次尝鲜式的阅读是一次空前的折磨，因为“几乎每个词都要查字典，每句话都要推敲语法”。读了半页，他决定把它翻译过来，这样既学了匈语，也练了中文。
余泽民翻译的《茹兹的陷阱》，现在还可以在豆瓣上找到。下面共有两条评论，一条感慨拉斯洛的长句给翻译造成的挑战，另一条干脆表示没看懂作者想表达什么。“那篇小说的结构确实很坚实，语言非常复杂和稠密，”余泽民说，“从译文也能看出匈语原文那种凝滞、沉涩、像火山岩浆缓慢涌流的那种感觉。起初，我认为拉斯洛的长句是不可译的，一个主句带多个辅句，一环套一环，中文确实很难实现。”
这篇小说的中文大约八九千字，余泽民翻译了半个月。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第一次翻译就啃了块硬骨头，因为拉斯洛的文字是匈语作家里最难的。那昏天黑地的半个月，他感觉做了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感觉就像你随便写了点什么东西，却意外地获了大奖。你再做这件事会上瘾的。”在之后三年里，他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几个短篇。所有的作品翻完了就放在电脑里，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同居情人也不知道。
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家中国出版社激烈争夺版权。几经波折，余泽民帮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四本书的版权，并承担下翻译工作。他没日没夜地翻译，慢慢变成了当代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在38岁这年，他开始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意识到翻译、写作和读书是自己的人生使命。
大学时代，余泽民总跟朋友们开玩笑，说他活到50岁肯定自杀。那时他对50岁的想象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现在的余泽民已年过五十。他说自己的青春期在出国后的流浪中又延续了很久，现在他找到了人生使命，还有了一对儿女，50岁之后的人生看起来还有点价值。
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
人物周刊：翻译会影响你的语感吗？
余泽民：当然会，肯定会！而且不仅是被动的影响，有时还是故意借鉴的。我定居欧洲，还是中国国籍，是名副其实的欧华作家，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属于欧华作家群体，因为我认为真正的欧华作家必须要有跨文化的视角，对母语要有跨语言的贡献，否则没有意义划分出一个文学群体，顶多像个“同乡会”。假如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还以国内人的视角、思维、习惯和语言写中国人之间的吃喝拉撒或勾心斗角，只不过把背景从青岛搬到了温哥华，甚至跟国内的风，抢国内人的题材，有什么意思？一定要有跨文化的体验、视角、话题，才是欧华作家。
我是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让我写出来的东西和国内作家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以《纸鱼缸》为例，特别是一开始的那几页，我故意让读者一进入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写的书。如果说“像欧洲小说”，那我努力的目的就达到了。
人物周刊：写匈牙利的世界，读者还是定位在中国？
余泽民：当然是了，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讨好读者，否则就不会把前两页写得那么复杂。那是我故意设计的，前两页就筛掉一批可能没耐心读下去的读者，我故意写得不分段，细腻，粘稠，渲染情绪，还有一大段写鱼的意象。当时我就想，谁对我的语言感兴趣，我才让谁看下去，真是这么想的。
人物周刊：与匈牙利作家的交往中，有感受到某种感召吗？
余泽民：有啊，历史责任感。无论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还是纳道什或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都是如此。把个体放到历史中间，用个体记忆历史，这才是更高级的作家。
我翻译的这些作家，像凯尔泰斯，他是把自己放在大屠杀中，从30岁后一辈子就咬住这一个话题，做奥斯维辛的代言人。他这么做是出于责任感，必须让人类记住奥斯维辛的存在，否则上帝就失败了，白白对人类做出警告。艾斯特哈兹·彼得出生于一个叱咤风云数百年的大贵族家庭，对家族的责任就是对历史的责任，他一辈子都在写家族小说，写家族在历史变更中荒诞的结局。纳道什则通过人与人之间微妙、特别的身体关系，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写进了他的《平行故事》里……总之，他们都在作品里处理历史，这些作品才是有分量的。
人物周刊：那你写作的主题和责任感是什么？
余泽民：以前我写的小说只是记录青春，刻画人与人的关系，讲述华人在国外的生活。《纸鱼缸》这本书，我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植入历史，努力用个体的记忆抵抗集体的失忆。我很喜欢陈晓萍写的那篇书评里的最后一句话，她说：“这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他人的历史就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来路。”这话道出了我的本意。
还有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我最大的长处就是跨文化，我熟悉中国历史，也了解匈牙利历史，可以从两个文化视角观察，比较；我不怵写外国人，因为我很熟悉他们，写他们并不隔着。像《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那些，说来说去还是写中国人的淘金，物欲私欲，阴谋阳谋，写同胞间的爱恨情仇，顶多拿一两个外国人作点缀，写不出彩，在屏幕上晃悠一下就退场了。我则不然，我从到匈牙利的那一天起，就掉到了当地人中间，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所以我很清楚我写作的主题是我“专属”的，不会去写淘金者的发迹史。
人物周刊：不屑吗？
余泽民：也不是不屑于写，而是那类题材不是我的长处。淘金者的故事也很丰富，跌宕起伏，甚至惊心动魄，写那类题材需要懂得伎俩，了解物欲的残忍和生意中的貌合神离，但我并没有这些体验，我是最没有伎俩的人，编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会很累，我的长处是写感情，写历史。
你看，我连青春的故事都还没写完呢！说老实话，对我来说最美好的生活正是那一段，在35岁之前“阅人无数”的那种不安定状态，像鱼缸里的鱼，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我有农村的朋友，关系特别好，他们在村子里帮我约好病人，我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去给他们扎针，他们把我当成亲人。那种日子特别美妙，可以接触到广泛的社会。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学生住在一起，放假后他们退了房，我无处可去，他们就把我带回乡下，一住就是一个夏天，过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剥蒜啊，摘苹果啊，喂鸡杀猪，放羊打猎……就说打猎吧，我经常跟着，不然怎么知道这些？
在瞭望塔上等野猪，是跟一位布达佩斯的朋友体验的，在托卡伊山区，“可乐瓶”的细节就是在瞭望塔上想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会用到哪儿。我为了写好这些细节，特意买了两本打猎的书，反复琢磨，修改。
人物周刊：现在你在这边会有一个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在匈牙利那边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余泽民：自从我的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被选入“21世纪文学丛书”，我就认定自己能成为作家。但作家的姿态我从来没摆过，因为读者们多是因为读我的译著知道我的，而有的编辑都没有读过我写的书。虽然入了中国和北京作协，但我并没在圈子里……这么说吧，我没有一个让我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作家的环境。在匈牙利更是如此，由于我翻译匈牙利文学，匈牙利人特别尊敬我。翻译家就翻译家，我不抱怨自己的作家身份被翻译家身份遮掩住。我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参照物。如果总是那样比的话，我是最大的失败者，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名医、主任、教授、院长，我是一个异类。但我做了一件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当了一把自己，至少在我周围我还没有发现有跟我重样的人，这种感觉挺好。我讲述自己异类的经历，有不少人羡慕，挺好的。最近，我又多了一个身份，北二外的客座教授，多了一个学术平台，将会做些新的事情。
人物周刊：回国后一般做些什么？
余泽民：特别爱逛书店。再有就是跟朋友聊天。比方说，你对读书的话题感兴趣，咱们可以说几个小时，说一个晚上我也不烦，但在一个饭桌上，如果大家说房子说车说升官晋级，我坐一会儿可能就会走，因为那些事离我太遥远，会觉得尴尬，或浪费时间。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单纯，但不无知；被历史伤害过，但没有被污染。出去之后，等于到了一个真空的环境，保存下了自己。大多数出国久的人回国，都会不适应。我回国一般跟亲友一起，或闷头工作，很少出门，不逛街旅游。
人物周刊：会有冲击感吗？
余泽民：国内确实变化巨大，记忆里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儿时住过的四合院被铲平了，成了金融街上的一口痰。失落感有，但说不上冲击，更多的是隔阂感和陌生感，觉得离我很远，即使站在钟鼓楼前。如果说冲击，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的炫富。什么郭美美啊，什么“宁可坐在奔驰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啊，在欧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这种炫富、仇贫是极其可耻的。我认识一位匈牙利富豪，买下一个山头，自己住在山顶，几位亲友住在山下，这么富的人，总是开车到布达佩斯城郊，然后坐地铁进城，不像国内有的人，觉得坐公交车是掉价的事，恨不得打酱油都要开奔驰。
本刊记者 卷虹 实习记者 张宇欣 王艳 发自北京/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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