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我和裘盛戎只合作过两出戏，一出是《杜鹃山》，一出是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我和盛戎最初认识，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们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辞，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向人家学习来了。回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馃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馃子的样子，表现出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了。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哎，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瘘啦（西瓜过熟，瓜瓤败烂，北京话叫作“瘘了”）！”编排《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有些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记录的老人的事。我们去拜访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记录的老人。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记录。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呀，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儿，后来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记录。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编排过两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1969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容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次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让人难受。屋子里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程度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面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哎呀，花脸唱闭口字……”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是很难得的。《杜鹃山》里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豪绅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您来一遍！”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噔、噔、噔……”，到“再加新伤痕”再归到原来的“尺寸”，而且感情很强烈。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1969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山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里烤着，番薯煳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番薯，唱道：“手握番薯全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在心间……”他想起“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舍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探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上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这剧本已经写就了很多年，我手头无打印的剧本，词句全凭记忆追写，可能不尽准确）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嘘”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盛戎的这两句唱腔到现在还是余音绕梁，我一想起就激动。这一段在后台被称为“烤白薯”，板式用的是“反二黄”。花脸唱“反二黄”虽非创举，但当时还是很少见。盛戎后来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却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他还是想和我们把《杜鹃山》再次编排出来（《杜鹃山》后来又写了一稿）。他为了清静，一个人搬到厢房里住，好看剧本。他死后，我才听他家里人说，他夜里躺在床上看剧本，曾经两次床头灯的罩子都被烤着了。他病得很重了，有一次还用手在床头到处摸，他的夫人知道他这是在要剧本。剧本不在手边，他的夫人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筒子放在他手里。他这才平静下来。
他病危时，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的学生方荣翔引我到他的病床前，轻轻地叫醒他：“先生，有人来看您。”盛戎半睁开眼，荣翔问他：“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流下了一大滴眼泪。
（夕梦若林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自得其乐》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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