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7月16日，再有三天就迎来自己78岁寿辰的郎世宁在北京病逝。55岁的乾隆皇帝亲笔为这位在华51年的意大利人撰写了墓志。其实，郎世宁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服务于中国宫廷的欧洲传教士画家，但他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对当时和后世中国艺术的影响也最大，以至于那些和他一样出色的中国宫廷洋画家的光辉都被他完全遮蔽了，就连他的中国同行也都因为他的存在而黯然失色，正如《清史稿》中的评语，他的才华“非（焦）秉贞等所及”。
1715年11月22日，初到北京的朗世宁，经意大利同胞马国贤的引荐，以传教士画家的身份觐见了康熙皇帝，旋即被起用，而这时他还不大会说汉语。原来，从利玛窦那个时代起，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几乎都是身负一技之长的科学家或艺术家，这样的身份是他们在中国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立足的资本，这一传统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热爱绝不是附庸风雅，他是一位极其刻苦的学习者和独具眼光的批评家，身边云集了一批有才华的西方传教士，然而他却不给他们广泛传教的机会，只让他们用掌握的西学为宫廷服务，只准他们关注现世的生活。几乎没有证据能充分证明康熙对于郎世宁绘画才能的赏识，我们仅能知道，他为康熙画了7年的画，而在这位“恩主”和保护人的葬礼上，他与所有满汉官员一样泣不成声。
雍正在皇位甫定之后，严肃处理了一批在他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站错队的传教士。不久之后，他干脆下旨禁止中国人信奉基督，还驱逐了大多数的传教士，只留下那些被视为“西儒”的专业人才。这样一来，郎世宁的传教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他的艺术之路却由于这位新皇帝的偏好而越走越宽。从雍正时代起，郎世宁被皇家画院所接受，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洋画师，他那些让画上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西方技法在画院中得到推广，形成了风气，很多中国画家推崇郎世宁并拜他为师，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还请郎世宁帮他将西画的技法写成《视学测算》一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著作。雍正二年（1724），圆明园大兴土木，郎世宁作为主要的建筑设计师，以“欧夷的样式”把古希腊的柱式、古罗马的拱券、文艺复兴的几何结构和巴洛克繁缛华丽的装饰与钩心斗角的琉璃瓦建筑融合在一起，颇得雍正赏识。甚至有人认为，频繁引起国人关注的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兽首中就有郎世宁的作品。
及至乾隆登基，郎世宁已成为三朝元老，确立了自己在宫廷画院的主导地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冷枚、唐岱都是他的徒弟辈。他70岁寿诞是乾隆亲手操办的，不但寿礼丰厚，还有御笔亲题的祝寿词。始终不甘于放弃传教理想的郎世宁也曾在乾隆面前冒险呈递过奏折，请求皇帝解除禁教令，这一突然的举动把内廷太监们吓得不轻，从此郎世宁入宫都要被检查有无夹带。庆幸的是乾隆并没有申斥他，而且还对他和颜悦色。
郎世宁在华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别人无法复制的，郎世宁作品的题材和形式是要迎合宫廷的需求，这是他的工作，无可选择，无论是皇家肖像，还是大场面叙事画，抑或是飞禽走兽，作画的终极目的就是让皇帝满意。有一回郎世宁为雍正画其爱犬，因过于写实，引起了雍正的挑剔：“西洋人郎世宁画的者尔得（满文，意为赤红色）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着郎世宁照样画一张。”对于宫廷画家而言，遵从与迎合永远要高于真理和艺术。近来，有人居然在他的代表作《百骏图》中索隐出了迎合上意的成分，认为如果将画中分别出现于前、中、后段落中的三匹瘦马视为叙事主体，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先后连续的叙事结构：瘦马由离群索居到受到驯化，最后与其他马匹一样变为壮硕的骏马，这分明就预示着在满人的统治下，人才被归化并得到朝廷的重用。郎世宁若真是有这样的打算，即使画画得没有这么出色，也同样有可能登堂入室。
与利玛窦一样，郎世宁真的摸透了中国的官场，守规矩，知进退，留余地，善于左右逢源。以下这段他和乾隆皇帝的传说就是最好的佐证：一日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就问他：“你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道：“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马上追问：“昨天那几个妃嫔中，你最欣赏谁？”“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琉璃瓦。”“那琉璃瓦有多少块？”郎世宁立即回答：“三十块。”皇上立即命太监去数，果然是三十。
郎世宁的原名叫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他出生的城市米兰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时尚艺术的大都会，但是那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我们最好关注一下这些意大利人，因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们往往是时代的佼佼者，无论清代的郎世宁，还是明代的利玛窦和元代的马可·波罗，若论国力，当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实力不占优势，帮助他们成功与中国人沟通的重要因素之一恐怕就是协调与变通的天赋。（作者为罗马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