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的喜讯传来：中方欣喜之下的隐忧
今年6月6日是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日。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这一战役的成功实施，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带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诺曼底登陆日也被后世视为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之一(图1)。
当年，消息传来了之后，蒋介石在1944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盟军已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是第二战线已开始建立矣！此心为之一慰”。
“此心为之一慰”此前曾出现在蒋介石1932年9月21日的日记里。此前一天的9月20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鄂豫皖根据地核心城镇金家寨，蒋介石认为这是决定性的胜利(随后将此地新设为立煌县)，为此在次日的日记里写下“昨午克复金家寨，此心为之一慰”。时隔近十二年，远隔万里的欧洲战场消息，让蒋介石的心里如此“欣慰”，以至于日记又出现了这句话，这表现出蒋介石对于国际局势的期待。
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则兴奋到了逢人就说起诺曼底登陆的地步，这一天里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目睹这一景象后，在第二天(6月7日)的日记里记载：“关于欧洲第二战场之开辟，敬之极为兴奋，逢人便道，喜不可支”(笔者注：何应钦字敬之)。
但是徐永昌在日记里又写下这样的评论：“此事无论前途，未便乐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当面敌人正可藉英美努力对欧之时，向我发动决定性之打击”。6月6日这一天，中国战场的正面战场正处于豫湘桂会战里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告一段落，长衡会战(又称湖南会战)刚开始不久的阶段。中国军队在湘北阻击日军，战事暂不炽热。向长沙一带推进的日军于6日占领了湖南省沅江县城，但其攻势尚未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仅仅十余天之后，徐永昌预见的“决定性之打击”突然端倪初现，6月19日湖南省会长沙全市尽陷日军之手，此后近半年时间里日军保持了攻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国正面战场陷入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溃败，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豫湘桂会战主要战事结束，日军一号作战计划里的“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会战结束前，12月初，贵州独山失守，川黔一片震惊，陪都重庆一时人心惶惶，甚至出现了准备再迁都西昌的说法。后来成为蒋经国同事的贾亦斌，回忆曾听蒋经国说曾为迁都在西昌那里建筑不少办公住房。
这些都是后话，在叙述了蒋介石和何应钦的日记之后，让我们先把透视历史的目光定格在1944年的6月6日前后，把视角从诺曼底海滩移至东方的中国战场，横向比较中国战场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军事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敌后支援正面战场：被八路军牵制的日本华北方面军
1944年5月25日洛阳失守之后，豫湘桂会战里的豫中会战即告一段落了。但是，6月6日的时候，日军仍在河南战场发动着猛烈攻击，随后兵临晋陕省界。这次曾经震动陕西省会西安的攻势，在史册上常常被一笔带过，
此前日本华北方面军有窥伺西安的计划。但是苦于兵力陷入敌后战场的汪洋大海，一直无力实施。发现豫中会战(日军称之为京汉作战)里进攻很顺利之后，4月28日，华北方面军专门派第一科高级参谋吉本重章大佐赴南京，向中国派遣军要求实施攻占陕西省门户潼关的作战。5月2日，中国派遣军正式答复：“只要对完成京汉作战和对湘桂作战抽调兵力无任何妨碍，且能以方面军自身力量攻占并予以确保，潼关作战也可实行。”
中国派遣军不提供援军，华北方面军自知兵力匮乏，“强行潼关作战，在兵力方面亦无可能”，遂取消了这一作战计划。但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一军仍是不死心，5月27日，第一军致电华北方面军，河南省灵宝县一带发起进攻：“我军根据当前的敌情，为了确保陕县桥头堡，认为有必要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尽快在灵宝附近发起作战，将阌乡以东敌军，特别是第八战区部队击溃，然后恢复原来态势”。电报之中提到的阌乡县是当时河南省最西的一个县。从该县过境之后，就可以进入陕西省潼关境内。从作战区域来看，日军第一军的作战计划其实仍有窥伺西安的想法。
但日军华北方面军此时投入豫湘桂会战的兵力，又受到了敌后战场八路军攻击的严重牵制，就在第一军提出作战计划的5月27日这一天，华北方面军被迫下令，将此前用于进攻洛阳的第六十三师团部队调回，继续与敌后八路军作战。
日本战史记载，“视察过京汉作战现场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曾向大本营提出报告称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方面军于攻占洛阳后，命菊兵团各部队等迅速归还，有重点地进行了肃正工作”。“方面军占领洛阳后，鉴于该地附近治安迅速好转而北京方面治安恶化的情况，遂于5月27日，解散洛阳的菊兵团，命第六十三师团各部队返回原地”。
菊兵团是日军六十三师团参战部队的代号，该部调动到河南进攻正面战场之后，“在此期间留守地区治安急剧恶化，驻北京附近的分屯部队也遭袭击，并不断发生炸毁铁路，向我城内后勤诸设施投弹，以及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叛变、被绑架和逃亡等事件。因此，洛阳攻克后，参战部队立即返回”。
实际上，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出部队参加豫中会战，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在多处都发起了迅猛的攻击。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华北方面军在豫中会战的兵站基地豫北地区，也直接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这一地区原先驻守的日军三十五师团，3月初被抽调进攻正面战场，新编的独立步兵第四旅团接替防务。兵力减少的日军只有收缩防线，卖国投敌的国民党军(日军称之为“中国方面归顺部队”)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等部，摇身一变成为伪军，代替日军守备占领区：“豫北(开封、新乡)地区是京汉作战的兵站基地。三十五师团调出时，3月8日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四旅团接替了该地区的警备任务。由于兵力减少……撤回附近地区日军驻屯据点，由中国方面归顺部队担任警备”。日本战史记载陇海路以南的国民党正规军在日军主力抽调走的情况下，没有朝伪军发动攻势：“陇海路以南重庆军很少积极活动，张岚峰军得以确保该地治安”。而八路军则向着日军后方发动了进攻：“京汉路以西地区，共军势力强大。日军驻林县警备队撤回后，该方面的庞炳勋、孙殿英军受到压挤，担当濮阳方面的孙良诚军也逐渐被蚕食后退。京汉作战一开始，共军同时开始扰乱后方，特别是西面的庞炳勋军，被压到辉县、汤阴县西部，使京汉路经常受到威胁”。这是敌后战场支持正面战场的典型战例。
敌后战场的凌厉攻势，让参与“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的日军无法实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两头兼顾，兵力愈发捉襟见肘。例如，1944年3月份，华北方面军把驻守山西的六十二师团调出进攻正面战场，改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接替六十二师团的警备任务。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随即发起进攻，收复大片沦陷区失地。日军只有哀叹“太岳军区共军势力强大，因此，警备队被压迫到东潞路沿线地区，将兵力收缩到沁县附近。此外，该军区部队在西面的安泽、浮山、绛县地区也扩展势力，在部分地区内对同蒲路造成了威胁。由于精锐兵团的调出，警备更迭频繁，密度降低，太岳军区的共军大有显著扩张之势”。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伪满洲国的“国军”也不得不被抽调到关内的华北战场，补充日军的兵力。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位陆军上将的白善烨，此时正在伪满洲国的“国军”里，他回忆：“1944年春，中国大陆的日本军开始了一号作战，即大陆打通作战。目标是夺取敌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因此，过去担负治安作战的部队也转为野战使用，结果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尤其八路军活动的华北地域，日军两个中队以下的活动被禁止。结果满洲国军也越过长城线进华北担负治安任务…我们越过长城线，进入遍地八路，已经化为赤色海洋的华北…在行军时我们曾通过密云，当地虽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却难出城一步，完全是困守状态。使我们更意识到自己是到了怎样可怕的地方”。
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带：6月初中国最炽热的战场
华北方面军受到敌后战场的牵制，兵力不敷使用，日军第一军为了确保作战计划得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图3)的认可，在5月27日的电报里还曾大言不惭宣称：“本军眼下约有14个大队的兵力集中于陕县附近，确信无需方面军增援，即可单独迅速达到目的”。日军第一军投入作战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师团三个旅团的番号：第六十九师团(代号天兵团)、步兵第五十九旅团(代号地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代号洋兵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代号杉兵团)。这其中，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原属于六十三师团(菊兵团)的序列，5月14日才脱离，23日归第一军直辖。在八路军的作战牵制下，菊兵团被迫撤回与八路军作战。这个旅团之前脱离菊兵团序列，才得以继续在河南参与进攻正面战场。
杉兵团仅有四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反过来想的话，如果六十三师团长野副昌德亲自率领的整个菊兵团不被牵制，日军这一阶段发起进攻的兵力就不会匮乏。但是眼下日军必须认真考虑兵力怎么分配。而兵力的匮乏，也是这一次攻击最后陷入困境的关键。
与日军的进攻兵力比起来，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有优势。集结在日军进攻区域的中国军队有十个师又一个挺进纵队的番号，配属部队还有炮兵第六旅一个重炮营，战车防御炮第五十二团一个营，装甲兵第二团特务连等。其中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延年指挥(隶属蒋鼎文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一部分部队是刚进行了作战的，已有兵力上的损失。但其中又有四个师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带领出潼关的此前都长期屯兵于陕西甘肃，几乎未受战斗损失。
第一军面临的困境不仅是进攻方向上有如此多番号的中国军队，而且晋陕交界一带是山区，不像平原地形那样利于进攻，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当然不信第一军“无需方面军增援，即可单独迅速达到目的”。接第一军电报的当天晚上，忧心忡忡的冈村宁次坐飞机冒险降落在导航条件不好的陕县机场，落地后立即驱车赶往三里桥，与第一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直接会面，讨论作战计划。
吉本贞一固执己见，冈村宁次思忖再三批准计划后，仍洞察了第一军进攻兵力不足的窘境，他于30日致电第一军，主动调拨援军，但是要求限期必须返还增援的部队：“暂调步兵两个大队，坦克约两个中队，山炮1个大队(缺1个中队)，野战重炮1个联队(缺1个大队)配属你军。临时配属的上述部队，大致定于6月10日返回原属”。
冈村宁次为什么只给熊兵团几天的参战时间呢？原来在攻取洛阳之后，华北方面军一部又承担了参加长衡会战的任务。这些兵力必须腾出来调到新的战场。日军，归根结底都是兵力不足的问题。
6月1日，坦克第十七联队(联队长渡边谦太郎)的两个中队(时称渡边支队)开抵陕县。6月2日，独立步兵第十一大队、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调至陕县磁钟。6月3日，野战炮兵第六联队(缺1个大队)、独立山炮第一大队(缺1个中队)抵达磁钟、师家渠一带。以上各队统编为熊兵团，由坦克师团长山路秀南统率，暂编第一军序列。多支部队混编的“熊兵团”头上戴着限期返回的“紧箍咒”。这在此后的战局发展之中几乎左右了局面。
6月4日10时30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陕县三里桥正式发布进攻令：“本军拟按原定计划于5日晨发起攻击”。6月5日，日军部队先发起了进攻，受到了中国军队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的阻击。
1944年6月6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于下午13时下达了决战命令。在诺曼底登陆打响的时候，在遥远的东方，这一天中国最炽热的战场，就出现在河南省最西边、和陕西省潼关交界的地带。
出乎日军的意料：最后阶段兵败如山倒般的败退踌躇满志的日军将官们，到了这一步，信心渐渐丧失了。9日中午，之前失去联络的地兵团向第一军发来电报，宣布发现“甚至秦岭山脉的小路也被敌军占领”，他们的结论是“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实为遗憾。因此只有放弃此一壮举。丧失千载难逢良机，万分抱歉”。
日军处在沮丧之中的时候，中国军队则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必须坚守到底。第一军参谋处副处长陈廷祺回忆，蒋介石“于九日夜和十日下午两次打电话给胡宗南，严令死守虢、灵一线阵地，无论何人不准向西撤退，否则按连坐法枪决”。
就在10日下午，日军指挥官吉本贞一想起了熊兵团须“返回原属”的6月10日已经到了。熊兵团的兵力一旦撤走，第一军的兵力根本无力支撑继续进攻。6月10日下午五时，吉本贞一亲自赶到前线，直接和熊兵团指挥官山路秀南中将讨论下一步的对策。他们的结论仍很沮丧：进则不能，作战期限已到，熊兵团必须返回洛阳；退则难行，在相持状态下撤兵，等于败退。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商定还是冈村宁次的军令难违，熊兵团撤离，第一军速调远在渑池南村渡口驻防的独立步兵第一二零大队(大队长柏木求马)，开赴灵宝接替熊兵团。
6月10日这一天的晚上24时，日酋吉本贞一才返回陕县郭家庄的军部。他心底的压抑是可以想象的。熊兵团有2个步兵大队和炮兵、坦克兵各一部，替换其的兵力仅仅为一个步兵大队，这仗究竟如何打下去？
按这个局面发展下去，中国军队本来应该在诺曼底战役发起的同时，以一个阻击战乃至击溃战的胜利震慑法西斯势力，以捷报策应欧洲战场。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新一轮战略性进攻还没展开(苏德战场中段发起的白俄罗斯战役，是6月23日才打响的)，中国战场的胜利，本可以呼应一下诺曼底登陆喜讯。
但战局的发展甚至出乎日本人的预料。让日军的司令官吉本贞一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带着压抑的想法回到军部时，中国军队已接到了全线撤退的军令。而且，在此之前，就在他和熊兵团指挥官山路秀南讨论时，中国军队已出乎意料开始提前撤退。眼看将战败的日军，在最后关头却看到了对手的崩溃。
现保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八战区灵宝战役作战经过概要》里记载了10日下午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延年对于战局的判断：“10日午后5时，根据前方报告，认定敌大部已突人我阵地内，且迭接各部队长报告，敌仍不断增援，用两翼包围战术向我猛攻。我守军伤亡惨重，已尽最大之努力，阵地颇难稳定”。
李延年有这个“阵地颇难稳定”的判断之后，即决定发起阵地撤退。但其在《作战经过概要》将“撤退”美化为“转进”，并且称这次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后“聚歼”日军：“午夜后开始转进，以一部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主力向阌底镇附近转进集结，准备协同主力，聚歼西突之敌”。阌底镇(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是阌乡县的一个城镇，位于与陕西省的交界处，陇海铁路在此经过。黄昏时分，一线的中国军队确实开始沿陇海铁路撤退。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第二八九团团长郭吉谦回忆说：“(6月10日)天近黄昏时，我团部与师指挥所之间的电话刚接通，就接到傅维藩打来的电话。他只说了句‘你们马上沿铁路线往西撤’，不待我问清退却目标和部署，就把听筒放了”。
就在李延年考虑撤退的时候，蒋介石的军令来了。《作战经过概要》记录“正考虑间，奉委座电话谕：‘本晚须维持原阵地，不得撤退……保持国军之荣誉’”。这应该就是陈廷祺回忆里蒋介石第二次打的电话。郭吉谦对此也有回忆：“就在各部争相后撤的同时，上峰转来了蒋介石的命令：无论何人不得向西撤退”。但是，“此时，灵宝战场总指挥李延年深知局面已无法挽回，在得到胡宗南同意后，下令各部于当夜十二时开始向西撤退”。《作战经过概要》是这么美化放弃阵地的：“经奉统帅部认可，并同意李总司令意见具申计划，当即转令实施。至夜12时半，各部队开始行动……第一线部队，按预定计划，以一部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主力行动则秩序井然，整严不紊”。实际上，撤退又一次化为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郭吉谦回忆：“但这一马后炮的命令下达时，不少部队已处在撤退途中。由于数万人在同一时间经同一条公路撤退，造成人群互相拥挤、践踏，混乱不堪，许多辎重被抛弃”。
日军无力支撑进攻的时候，中国军队突然之间从灵宝阵地败退，胜负之势瞬间转换，今天重新翻开尘封的史册，禁不住让人扼腕长叹。而急于逃离战区的中国军队，还在史书上留下了别样而讽刺的一页：创造了灵宝县公路唯一的通汽车的记录。灵宝县的地方史志记载，该县“民国时期，虽有四条公路，但因道路质量差，除一九四四年日军进犯，国民党军队西逃时通过一个时期汽车外，其余均不能通车”。
更讽刺的是，放弃灵宝县的阵地仓促进行撤退的行动，旋即造成了西安的恐慌，局势随之进一步失控。当时，西安方面认为日军攻破灵宝防线，将进占关中，第十六军第一零九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黄剑夫回忆：“对于这次日军进攻的企图，副长官部高级人员都判断是为了进占关中，以威胁抗战大后方四川的安全”。而仓促撤退的中国军队，实际开始已退入陕西的潼关境内，例如第一军撤退后，军部已在潼关外的麻庄河附近。潼关是关中的东大门。历史上，潼关一旦被攻破，西安将难以守住。在日军兵锋直指潼关，而中国军队又处在败退阶段的时候，西安也有了即将不保的错觉，陕西省政府甚至也被下令迁至汉中。第一军参谋处副处长陈廷祺回忆：“灵宝战役期间，我军战斗不利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引起极大的恐慌和混乱，军政要员和富商们纷纷向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搬家。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周在西安强扣陇海铁路的火车和宝鸡的汽车，将其眷属和大批财物运到汉中，同时命令陕西省政府迁至汉中。此头一开，西安的其他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起而效尤，强扣火车、汽车搬家。当时的西安车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谁的权势大谁就能抢到火车、汽车。车站内待运的行李堆积如山，一直延伸到城内尚仁路一带”。
败退时的痛心一幕：美军“参战”扫射中国军队
这一时期正处于美军在诺曼底大规模登陆的时候，美军飞机在中国陕西河南交界的战场也有“参战”的行动，不过是向中国军队扫射以阻止其撤退。陈廷祺随着第一军撤退的时候，经历了美军飞机的扫射：
“十一日晨，当第一军大部通过阳平镇沿公路继续西撤时，几架我方飞机飞临公路上空盘旋侦察，我命人铺布板信号联络，但飞机反用机枪向部队扫射。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派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前来侦察第一军作战情况，发现我军撤退，乃用机枪扫射进行阻止”。
在美军都看不过去中国军队的撤退，以机枪扫射来阻止的时候。日本军队洋洋得意完成了作战任务。6月11日下午14时，日军杉兵团一部占领阌乡县城，这是当时河南省最西端的一座县城。河南省最东端的永城县，早在1938年5月13日已沦陷。至此，日寇从河南省的最东端打到了最西端，中原大地被侵略军的铁蹄“贯穿”践踏了一遍。
6月11日12时，日军第一军在陕县郭家庄下达撤军令。下令熊兵团自11日日落后开始向陕县大营回撤。熊兵团至此实现了如期撤退。在前一天午夜时分还困扰于熊兵团一旦撤回，兵力将不足以继续进攻的吉本贞一，现在可以在大获全胜的前提下，从容让熊兵团返回原先的建制了。
而美国飞机扫射了撤退的中国军队之后，返回了又把情况报告给蒋介石。黄剑夫曾回忆他了解的内幕：“由于美国空军在飞机上看到从灵宝城附近撤退的部队分四路纵队下来，便将所见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并质问蒋：这些部队没有丧失战斗力，为什么不战而退？这使蒋很难堪。蒋严令胡宗南一定要将这次作战不力的军官查明严办”。陈廷祺也有与之互证的回忆：“六月二十五日，胡宗南在华阴指挥所召开灵宝战役检讨会议。会议前夕，蒋介石电令胡宗南：据美国空军志愿队飞机侦察及照相报告，豫西灵宝城、虢略镇一带守军后撤时，是整师、整军沿公路向后撤退的，并不是由于伤亡惨重不能固守阵地而撤退，应具实查明，并严惩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的军、师、团长”。
一番扫射之后的美国飞机，带回并非“伤亡惨重不能固守阵地”的这一报告，促使蒋介石下令追究。过了约半个月，胡宗南在召开灵宝战役检讨会议时杀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零九师第三二五团团长刘明、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长贺一迟三人被枪决。
另有多名军官被查办，包括第一零九师师长戴慕真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第九十七师第二九零团团长曾庆春被判无期徒刑。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王隆玑被降为上校，第九十七师参谋长王敏被撤职。
中国军队在作战范围里的十个师，竟有三个师长在战后被处理，一人给枪决，一人给关押，一人给降衔。可见这一仗不止是败退，更是一次蒋介石眼里的耻辱战败。然而，《第八战区灵宝战役作战经过概要》却记录为胜仗，甚至在结尾吹嘘成“赫赫之灵宝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