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年间，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然而，明朝之烂，始于朱棣。
虽然，大明王朝毁于宦官阉党（当然还有党争），也是事实。史界也有类似观点。一般而论，明朝宦官之害，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这两个人，都是使明朝烂掉的重要人物。其根结，则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皇权不慎，则宦官骄狂之。
其实，当年朱元璋定天下，对宦官专权是有所警惕的。朱元璋汲取前朝教训，其建国之初，鉴于历朝历代宦官误国的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他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亦不得超过四品等。他甚至还在宫门前挂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宦官传》曾记载几件事，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严格管制。“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这位太监，只是论及政事而已，朱元璋即大怒，打发其回家了。还有一位叫杜安道的御用监，侍候朱元璋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显然，此人是一位口风极严之人，朱元璋虽说喜欢，“太祖爱之”，但担心他日后“宠异”，将其迁出任光禄寺卿。建文帝即位，对太监亦严格管理，明史就说“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一朝，情况全然改观了。朱棣“靖难”之役，多依赖身边内臣，已是事实；待其大军逼进南京，又有许多建文帝宫中太监投其帐下。朱棣夺了侄儿天下，当然也要论功行赏，于是，那些投靠朱棣的太监，也得到了封赏，并被委以重任。当年七下西洋的郑和，原本就是一名太监，其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之一，据说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此期间，明成祖朱棣还多次委以太监重任，或出使，或为官等。朱元璋早年定下的规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明史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但是，仁宗只当了10个月的皇帝即暴病而亡，明宣宗朱瞻基位继大统。众所周知，在明成祖的3个儿子中，属朱高煦野心勃勃。宣宗即位之后，叔叔朱高煦造反，宣宗依靠“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重臣，挫败了朱高煦的所谓“清君侧”的谋反行径，并将其废为庶人。在这场斗争中，宣宗也同样依靠了一大批内臣太监，在他看来，唯有身边人，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在对待太监的政策方面，宣宗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太监本是不许读书识字的，宣宗却允许了，而且派了大学士去当他们的老师。至此，明朝皇宫中的太监们，个个已识文断字，且通晓古今了。这就为他们日后的专权打下了坚实基础，宦官擅权乱政的条件已然成熟。毕竟，文盲宦官干政不易。不过，后来也有例外，比如目不识丁的魏忠贤。
宣宗执政时期，有一位失意文人，自阉入宫，明史《宦官传》有记载，他叫王振，通文墨，晓古今。显然，他已不是宫中的大学士教出来的文盲太监了。此时，朱元璋的制度已被打破，没有文化的太监们，早已被一大批有文化的太监替代了。王振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如愿进入宫中，并有所作为。
王振最大的本事，就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宣宗皇帝喜欢他，便任其为东宫局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英宗皇帝。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从此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是不例外的。狡黠的王振，倾其全力，博得英宗信任。正统七年，王振终于熬到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年迈，他终于大权独揽了。这位宦官，几乎达到挟天子而令天下的地步。他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逐杀正直官员，公卿大臣争相攀附。英宗皇帝已到了言必听计必从的地步。此时，王振还做了一件大事，立即下令将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前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他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刚刚经历了“仁宣之治”的明朝，从此注定要开始没落了。
王振的最大“杰作”便是挟明英宗北伐瓦剌。最终导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一大批朝廷重臣和十几万明军精锐阵亡，明朝元气大伤。此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也被一律处斩，其家产亦被籍没，其余党也招致完全的清算。
按理说，经王振专权的教训，明朝皇帝应从中汲取教训。但是，那个被俘的英宗皇帝在1457年正月复辟，他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徒生缅怀王振之念，为王振立像树碑。英宗的这一做法，无疑使宦官专权的做法得以传承，最终产生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权太监魏忠贤。
王振、魏忠贤之流，终究遗臭万年了。然而，又有谁追究过明成祖朱棣的责任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选自《扒着门缝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