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干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然而，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他只知道，头头们“跟上面有联系”。
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时30分才准点下班。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选自《生活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