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中印那场恶战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中印双方在没有战火的亚东边防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展开了“广播攻心战”。一日三遍，高腔大调，你方喊罢我登场。
1971年，我结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被调进西藏军区政治部广播队。广播队在距拉萨千里外的亚东，那里设有乃堆拉、则里拉、卓拉3个山口广播组，我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
卓拉由于山势太高，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几乎都要穿棉衣，一年就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卓拉这里也是终日云遮雾罩。从山下到哨所，要穿过几道云层。“脚踏祥云”的滋味绝不好受，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的战士就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饭，要死了一般。
当时，战士们终年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湿潮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
由于两军哨位相距近，“国界”只是一道没膝高的矮石墙，双方的活动尽收眼底。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就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2000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5公里远。播音室在距边界几里处，是用石块垒起的碉堡，靠汽油发电机供电。组里有播音员、技师。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的任务是播音。由于组里人手太少，播音员还得发电，帮忙修理机器。
我们的播音内容比较严肃，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又称北印度语，是印度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广播的主要内容，这要在晚上录制好。由于山口上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23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由于早上7点钟得准时广播，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9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5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大家谁都不敢马虎。由于忙，又在哨所搭伙，一天不洗脸、不吃饭，一个月不洗澡是常事。
一开始到山口，总睡不好。不仅仅是因为缺氧，还有害怕，怕外国兵摸营。双方相距这么近，他们抬抬腿就到了，我们兵器又不足，打起仗来不吃亏才怪！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开始几天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我们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一星期后，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也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旦动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情况下，边防一线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大可以“高枕无忧”的。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都要靠人工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下往上背。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因为是人力，又是老百姓，运费就贵，每斤9角钱，相当于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每月的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
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
这里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脱水菜。脱水菜就是干菜，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改善伙食也只能是豆腐或蛋粉，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我们每天只能吃夹生的大米饭。因缺少维生素，大家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信号。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为了活跃气氛和锻炼身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里还用木板打了一张乒乓球台，经常在云雾散去的周末举行比赛，哨所的战士笑我们是“苦开心”。
卓拉的自然条件虽然艰苦，可也有它美的一面。这就是夏天，杜鹃花开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花照开不误。每当这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印军的广播比较随便，经常播送一些挑衅的内容。我方广播组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每周得派人去一趟最前哨，收听记录他们广播的内容，向上级汇报。广播组驻地离最前哨并不远，但都是十分难走的山路，且有一处峭壁，往来一次几乎得一天时间，雨雪天就根本上不去，常常误事，组长对此很头疼。
我到最前哨做过几次记录后，突然想起读高中时看戏，县剧团演出是用喇叭做麦克风。印军广播时我们的喇叭不就是一个麦克风吗？如果把收音机接到线路上，不是不用上最前哨，就可以听到他们广播的内容了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组长。组长说可以试试。他给了我一部熊猫牌收音机，这是我们国家当时质量最好的收音机。一试，收听效果果然很不错！
我到卓拉广播组的第九个月，也就是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两米多高的线杆被雪掩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风雪。风力在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50米。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
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友们就用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由于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我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
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加上政治形势的变化，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接着，另外两组也相继停止了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半年后，我方拆除了哨卡上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从此，双方在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10年的“对敌广播”，画上了句号。
选自《文史博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