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薄一波同志的女儿、北京大学教授薄小莹将父亲生前保存的两份《赵城金藏》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一份是1949年1月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给北平军管会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函件，一份是1949年1月22日北平军管会写给薄一波同志请求调拨《赵城金藏》的信函。这两份函件记载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之际，我党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传奇故事。
《赵城金藏》是12世纪金代刊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经。当时山西潞州有位佛教女子崔法珍断臂发愿，募刻一部大藏经，引起远近震动，一时施款不绝，得集巨资。崔法珍遂延请书匠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版刷印佛经，赤轴黄卷，装成6980余卷，进呈金皇室，得到封赏。随后板片运京，继续增补修订。元代初年，藏经又有补刻，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运回山西。后来金藏书板俱毁，在赵城县广胜寺密藏的这部较为完整的金代大藏经就成为传世孤本。由于《赵城金藏》行款格式主要仿中国第一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因此在《开宝藏》几乎失传的情况下，《赵城金藏》堪称各种藏经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珍品。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
1931年，“影印宋碛沙藏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与蒋唯心一起编审经目，校订经文，寻访缺经。从1932年1月起，范成先后奔走豫、冀、晋、陕等地。1933年，他终于在广胜寺见到了该寺藏有的经书，已尘封积秽。范成见此经罕见，分函各处报告，既而发现附近百姓家也有此经，于是出资购买了200多卷，赠给广胜寺。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统计尚存5017卷，并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京翻拍，后由北京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1934年10月，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发现《赵城金藏》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人到广胜寺考察，许以22万银元收藏此经，遭到拒绝。日本人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均被士绅谎称被李默庵运走搪塞过去。住持力空法师将《赵城金藏》五千卷封于广胜寺飞虹塔内，以保证藏经安全。
1942年春，日军忽然提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5月2日）传统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危急之时，力空法师赶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同志共同商议解救办法。同时，太岳区二地委也获得了日军将奔赴广胜寺抢夺《赵城金藏》的情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迅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薄一波等同志做了请示报告。区党委和军区商议后决定立即抢救《赵城金藏》。
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百余人进入寺内，在寺内僧人的配合下，从飞虹塔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午夜12时许，全部经卷安全运出广胜寺。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清剿太行根据地。地委机关的同志只得带着经卷，在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反扫荡战斗结束后，才把经卷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管。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赵城金藏》脱险。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保证藏经安全，太岳区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指定专人保管。时任太岳区党委书记的薄一波同志非常关心藏经安全，经常派人检查，晾晒，避免发霉。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应北平各界人士请求，薄一波同志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4330卷又9大包运至北平，1949年4月30日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成为我党拨交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珍贵文献。
1984年，任继愈先生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编辑整理，经中华书局出版，首次全部揭示了《赵城金藏》，使这部稀世珍宝得以广泛流传。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