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庆陵中的石质“哀册”
古代皇帝、皇后死后，在“发引日”行遣典礼时，把由继位“嗣皇帝”宣读的最后一篇祭文，刻在玉简上，用金丝、银丝连缀成册，盛于石函之内，埋入陵中，名为“哀册”。历代“哀册”材质，有玉石、木板等，但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阪镇北70公里的辽代庆陵中的“哀册”均为石质。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现存辽庆陵“哀册”共l5石，有辽圣宗耶律隆绪及其仁德皇后、钦爱皇后汉文“哀册”共三合六石；辽兴宗耶律宗真的仁懿皇后汉文册盖一石；辽道宗耶律洪基及其宣懿皇后汉文、契丹文“哀册”四合八石。
“哀册”均为汉白玉材质，呈方形，体大而厚重，册盖边长均约130厘米、厚约30厘米。上面书刻汉文、契丹文，极其工整、遒丽，堪为辽代书法佳品。在其中的两合契丹文“哀册”，共有契丹文字1758个。如此众多的契丹文字，为研究辽代历史、文化、契丹文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国宝又是如何重见天日，来到沈阳的呢？
传教士披露契丹“哀册”
1921年，庆陵一带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距庆陵以西30公里的五十家子村，农民们饥饿难耐。这时，有人出主意说，要想活命，就得挖出庆陵里的宝贝换粮吃。大家饿急了，顾不了许多，便蜂拥而上，开挖庆陵。
当时的五十家子村归属林西县管辖，听闻农民挖掘皇陵，事态非同小可。林西县知事立即行动，挖掘庆陵的农民，悉数被押到林西县大牢，文物也全部被收缴。
庆陵被盗一事披露之后，林西县立即沸腾，人们争相目睹皇陵出土的宝物。人群中，有一个林西县大营子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名叫“牟里”，他不仅传教，还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痴迷。在教友帮助下，他依次进入庆陵的三座皇陵，抄录了地宫内所有“哀册”的原文。看着这些酷似汉字、又绝非汉字的奇怪文字，牟里当时便意识到这应该是失传已久的契丹文字。
于是，他在阴森冷冰的地宫内，连续工作了10天，终于将契丹文“哀册”全部抄录完毕，加以考释后，在北京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加多利克公报》第118号上发表，披露了辽代庆陵契丹文“哀册”发现经过。顿时，“辽代契丹文字重见天日”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巨大轰动。
奉系军阀唆使儿子盗墓
1926年，在热河省境内，奉系军阀击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顺势占领了热河全境。土匪马贼出身的汤玉麟，先被任命为热河都统，后又被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刚上任不久，他就听说林西县存有一批收缴的庆陵被盗文物。于是，被热河百姓称为“汤扒皮”的汤玉麟立即派儿子汤佐荣前去收缴，并萌动了盗掘庆陵的贼心。
1930年的一天，汤佐荣率领陆军36师官兵在庆陵附近安营扎寨，并亲率工兵营，用炸药炸开了三座皇陵地宫门，挖开了皇陵长达百余米的墓道。然而，历经以前的多次盗掘，致使皇陵内的珍宝已经大量流失，只剩下沉重得难以挪动的帝后“哀册”，以及木结构仿宫殿梓宫建筑。于是，汤佐荣命令士兵们将三座皇陵的木护板全部拆掉，动用了几十头黄牛牵引，将十几立方米重达几十吨的“哀册”，用滚杠拖了出来，运抵正在兴建的沈阳“汤公馆”收藏。
汤玉麟病死后，“汤公馆”被辟为伪“国立博物馆”。到1946年，改称为“国立沈阳博物馆”，后改称“古物馆”。1948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东北文物迁运保管委员会”，将“古物馆”所藏大批珍贵文物尽数运往北京。由于辽代庆陵众多“哀册”体量过重，不便运输，于是便被列入“缓迁之列”，侥幸留存于“汤公馆”之中。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汤公馆”成立“东北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开馆，1959年，改为“辽宁省博物馆”。这批辽代庆陵“哀册”，便始终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之中，直至公开展览，终与广大观众见面。
选自《沈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