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但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春节曾经随农历一起“被打倒”。但中国春节，直到今天依然还在。
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所以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期间，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利，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有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著名学者吴虞1915年元旦的日记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在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喊“春节快乐”会被当成反动派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元旦，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
选自《老年文化报》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