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闹火灾
翻翻《宋史·五行志》就知道，两宋三百余年，有记载的大型火灾共有两百多次，如果再加上《宋会要辑稿》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书里的记载，平均每年至少会有一场大型火灾出现，其中北宋都城开封发生大型火灾四十四次，南宋都城杭州发生火灾七十三次。这里所说的“大型火灾”是指烧毁房屋太多，皇帝在火灾过后不得不亲自下令采取救济措施，不包括那些在朝廷档案中没有提及的火灾。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有些火灾已经烧到了皇帝头上。例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大火”;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右掖门外民家遗火，延于内庭”;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火”，烧毁宫殿“二千六百一十楹”;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的姑妈荆国大长公主的府邸又被“烧毁七十余间”;开禧元年（1205年）“崇王元赐第以居民遗火，延烧不存”。
火灾频发的原因
宋朝发生那么多火灾，原因各异。
有的是人为纵火，如宋太宗时楚王宫大火就是宋太祖的儿子被宋太宗逼疯后点燃的。
有的是雷电引发，宋仁宗时玉清昭应宫大火就是雷电引起的。
有的是因为火药爆炸，例如公元1130年，南京“火药局”不慎爆炸，引发火灾。
有的是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小火延烧成大火，如公元1273年，文学家文天祥的文山别墅正是因为山民烧山才引发了火灾。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其背后都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是住宅的密集度过高，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过强。
宋朝疆域狭小，人口却很多，住宅自然紧张。北宋开封城区面积五六十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一百万人;南宋杭州城区面积三四十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高达一百五十万人！考虑到建筑技术的限制，宋朝民居多为单层平房，很难建成多层，更难建成高层与小高层，当时建筑的稠密程度可以想见。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农历十一月，在一场小型火灾发生过后，宋高宗痛定思痛，强行规定每个社区周边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如果一个社区发生火灾，至少可以通过宽旷的火巷来隔阻火苗，使其不至于延烧到相邻社区。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拒不执行这一道圣旨，为啥？城区里的北方难民太多，达官贵人太多，居住需求疯狂上涨，杭州房价呈百倍速度暴涨，针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盖成房子，即使朝廷强行拆除民宅、开辟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当中又会冒出不计其数的新房子，政府拆不胜拆，防不胜防，与其阻拦，不如顺其自然。
与此同时，火灾出现得越是频繁，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成本也就越高，为了减少成本，杭州民宅从瓦顶变成席顶，从席顶变成草顶，易燃性越来越强，引发火灾也就越来越容易。
遇火直接拆房
跟今日国内的消防队一样，宋朝的消防队也大多属于军队编制。在北宋开封，每隔三百步（一步折合1.5米）设一个“军巡铺”，兼管治安及消防，相当于派出所兼消防队。每个军巡铺发放长矛若干、弓箭若干、水桶若干、火叉若干、铁锚若干、斧锯若干、消防梯若干。弓箭用于捕捉盗贼，水桶、火叉、铁锚等物自然用于防火。水桶可以灭火，火叉、铁锚、斧锯可以用来干吗呢？答案是拆房。宋朝没有消防车，没有高压水枪，大火一起，无法扑灭，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燃烧范围控制住，使已经燃烧的地带尽快烧完，尽可能不引燃相邻房屋。怎样控制燃烧范围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斧锯、火叉、铁锚拆房，使墙体倒塌下来，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让倒塌的墙体压灭一部分火苗。
当然，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宋朝政府还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火灾发生的频率。
宋高宗时，绍兴大火，延烧民房近千间，死者约七百人，事后朝廷调查罪魁祸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宋高宗大怒，命令从绍兴试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邻十家为一保，每相邻十保为一团，以后无论哪一保、哪一团发生火灾，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则由同保、同团之人一起承担责任。
虽然此法无论在法理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通，野蛮之极，可是也确实能收到一定成效：百姓之间互相监督、风险共担，朝廷监管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不能杜绝火灾，至少能降低火灾发生的频率。
选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