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颖
年，我从职高毕业，在一家电子公司下属的车间实习。对于升学无望的我来说，早早地找一份工作，挣一份薪水，然后租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我挥之不去的一个梦想。
我梦想中的房子并不大，有一扇小小的挂着粉红窗帘的窗，窗台上可以摆一个笨笨的花瓶，四季放上不同的鲜花。窗前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折叠桌，上面放着一套琥珀色的咖啡杯，旁边有一盒速溶咖啡和伴侣。这是那个时代小城青年们视野里并不常出现的一种外来的有文艺范儿的生活方式。
小屋里自然应该有书架，价格并不贵的简易竹制的那种，不放课本，只放那些曾经被老师和家长追着上缴的“影响学习”的书，琼瑶要有，三毛要有，金庸、梁羽生、古龙更要有。想着冲上一杯咖啡，捧着一本书或日记，平躺在充满干燥阳光香气的被单上，沐浴着自制的红色灯罩上反射下来的暖暖光影慢慢进入梦乡，那该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要实现这一看似平常的愿望，其实比登天容易不到哪儿去。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向父母表达自己要去外面住的愿望，虽然这一年我已年满18岁，我自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但爸爸妈妈会拉着我的手，无限亲切地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好?你说出你的想法，我们马上帮你办!”那种神情，仿佛是我3岁时想要一颗糖或5岁时想要一个布娃娃那样在耍小脾气。他们对我如此的好，而我却要一意孤行地从这份“好”中逃离出去，确实有些不知好歹，甚至说得上是“丧尽天良”了。
我母亲沿袭了我姥姥的一句口头禅是：“只要我一天没死，你就算长到100岁也还是我的小宝宝。”一想起这种无微不至且让人没有呼吸空间的爱，就让人郁闷。
我不知道自己离开父母独自出去居住的愿望究竟始于哪一年，也许是小学二年级父母外出旅行把我寄放在同事家，与发小梅梅坐在窗台上看月亮的那段记忆太美；或者是初中时班上组织野营，我们十几个女生将费尽心思抓来的几百只萤火虫放在蚊帐里的场景太让人流连；抑或是职高时偶尔以给住校同学做伴的名义悄悄跑到女生宿舍里，几个女生唧唧喳喳聊到天亮的感觉太好；还是某个圣诞节的晚上，班上男男女女跑到一个家长不在的同学家里装饰圣诞树讲鬼故事的情景太刺激……总之，我觉得离开爸爸妈妈无所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管的家，自己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是件非常快乐和舒畅的事，那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自由吧。
为了这份自由，我决定干点什么。
电子公司因为我的表现还可以，决定录用我在那里上班，这让我有了一个堂而皇之搬出去住的理由。我谎称可能经常要加班，单位会分宿舍，我想到外面去住。母亲轻易地识破了我的谎话，她拿起电话要打给经理询问情况，并咬牙切齿地表示，就算是加班到凌晨也会来接我。但我慌乱的表情很快将我出卖，她从中轻易看出了真相。她没有发火，也没有骂我，只是有点失落地小声问我：“你那么急迫地想要离开我们?”语调中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和别的父母不同，我的父母并不把孩子单独出去住的愿望妖魔化，并视为想逃脱管束去为非作歹的行为。这是因为我自幼就给人留下乖乖女的印象，让他们不忍心把我往坏处想。他们所担心的是我在失去他们所营造起的这个庇护罩之后会受到伤害。
从第一次提议被揭穿之后，我没再向母亲提搬出去住的事，但在私底下，我暗暗开始做起准备来。在我柔弱而听话的外壳里，其实装着一只叛逆的小野兽，越是受到约束，越是渴望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