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寻找柯瑞思是来到剑桥小镇之后，惊讶于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竟然如此漫天漫地铺陈在小镇里的每一家书店中，到了第四家书店就拿着书去问店员作者所在，她兴奋地冲我眨着眼睛说：“哦，你要找的可是我们的剑桥绅士，他非常深刻。”
柯瑞思的本名尼古拉斯·克莱米（Nicholas Chrimes），但他更乐于被称作尼克。银白的头发，高瘦的身材，双目炯炯，考究的格纹西装，压花牛津鞋，连同他优雅简洁的伦敦腔，都是经典而务实的现代英伦派头。
我们约好在费茨威廉（Fitzwillam）博物馆门口见面，作为助理研究员，尼克就在这座位于剑桥镇心脏位置的19世纪中期的恢弘建筑里工作。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尼克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讲起这里的掌故：费茨威廉子爵七世理查德在19世纪初期（1816年）如何慷慨地将自己的图书和艺术品收藏，连同足以建造起一座博物馆的经费一起捐给了剑桥大学；而匆匆百年，这座当初只有144幅绘画作品的博物馆，又如何在各界慷慨赠予下拥有了全英最举足轻重的馆藏，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英国国家博物馆和画廊常务委员会列为国家级最伟大艺术收藏之一。
“虽然同样拥有提香、莫奈、透纳、高更等美术史上最重要画家的作品，但相比国家画廊的公共画廊氛围，这里更像是好客人家的客厅，有沙发，有钢琴，甚至还有些书桌摆在角落，还有什么比距离这些最优秀的艺术品又近了一些更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因为这里是剑桥，你总是可以和人类文明中最好的那一部分贴得最近。”
作为助理研究员，尼克在剑桥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博物馆里讲解文艺复兴绘画，当然这个剑桥蓝牌导游（英国最高的导游资格认证）的讲解可遇不可求。刚刚结束了3个多月中国之旅的尼克将我们当作了远道而来的老朋友，花了整个下午时间与我们在小镇上周游，我们按照英王詹姆斯一世1615年游览剑桥大学的路线，试图理解国王写进自己编年史的“游后感”，比如：“去国王学院祈祷，去三一学院用餐，去耶稣学院住宿，以及去莫德林学院如厕。”
图书馆是大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建于16世纪早期的耶稣学院里，学院游廊庭西侧二楼窗户上保留着最初的玻璃，玻璃上画着一只昂然站在地球上的雄鸡，谐音象征着学院创办人奥考克主教。而9000本书摆放在1662年制造的书架上，有学院成员柯勒律治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作品，还有一套罕见的约翰·克莱尔作品集，至今由一位热诚忠心的院士守护，置身其中，油然而生的是面对人类伟大智识与文化的谦卑之情。
莱恩图书馆的内部格局和中世纪图书馆已大相径庭。供旧日学者阅读的高高诵经台已经不见，转而采取了与现代图书馆更为接近的格局，书架之间开始摆放整排的座椅，而书架也不再摆放在窗户之间，而是沿着整面墙壁摆在窗户的下面，因为建筑师们已经学会了在墙体内镶嵌巨大的玻璃窗，阅览室的采光条件大为改善。
而随玻璃窗而来的就是玻璃窗上的艺术，在学院财力雄厚的日子，剑桥的玻璃窗就成为彼时时髦艺术家争相展示才华的地方，有趣的是旧时艺术家们给凡俗社会的挑战和尴尬已不输于今日，比如三一学院图书馆南端有一扇吉凡尼·奇普安尼彩绘的玻璃窗，内容是乔治三世接见艾萨克·牛顿，以及另一位三一学院著名校友弗朗西斯·培根的场面。直至19世纪此窗还安有窗帘（现已拆除），一旦有女客来访，就拉窗帘遮住彩绘玻璃上袒露胸脯的女人画像。
身为贵族子弟的纳博科夫的回忆录里，对于剑桥生活的形容只有冬日房间的阴冷潮湿，还有盥洗室与房间之间的遥远距离。不难理解被用人侍奉长大的贵族青年们，他们心里对服务学生的铺床工人、送饭工人的存在，是怎样的理所应当。而与纳博科夫同在剑桥的李约瑟的回忆则是另一番的活色生香：“整个学校服务于学生的工友很多，比如早餐的饭茶都是放在大木盘子里，盖上绿色的绒布，从学院厨房一份一份分别送到每个学生面前。”有种特别好吃的东西叫作“Pretit Jambon”（法文，小火腿），就是一小叠油炸过的面包片，中间夹些奶油火腿，顶上放一只荷包蛋。
下午时分穿行在学院之间，咖啡屋飘出诱人咖啡香气和甜蜜的糕点芬芳，每家熟食店的橱窗里都能密密麻麻摆下几十种花色馅料各有不同，却同样鲜美诱人的三明治，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个喷香诱人的“Pretit Jambon”。步行街上有绝大多数在伦敦城市中心买得到的时髦品牌，而时刻又将你拉回大学小镇现实的便是那些几乎每个转角都会遇到的书店。尼克告诉我们，如今小镇上有25家书店，16世纪以来，这里从未缺少过书香，其中有从图书、音像制品、旅游纪念品到电子书、文具一应俱全的现代化书店，也有那些玲珑却各有韵致的旧书店，都是有故事的地方。
比如圣爱德华小岛上的精美旧书店，至今仍以宗教哲学读物为主，尼克很认真地和我们讲起17世纪起这里如何成为基督教促进会的家园，而这些书店的源头，那些16世纪50年代的勇敢改革家，他们来到圣爱德华岛传教，带动了《圣经》的买卖，甚至教堂总是与书店比邻而建。三一街在19世纪改造成商业街，从此成为藏书家的乐园。1851年，这条街上有四家书商，其中有麦克米兰及其兄弟创办的麦克米兰出版集团，他们的书店位于圣玛利亚大教堂对面。如今这仍旧是整个剑桥小镇的固定格局之一，也是传统于现代的最有力的回响。
尼克毕业于布里斯托大学和枫丹白露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历史是他学生时代开始的最大痴迷，虽然自己的父亲和姐姐都毕业于剑桥大学注定了他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中浓重的剑桥氛围，但尼克却一次次面对老师对学术生涯的提议摇头说“不”，他懂得作为家里的男孩注定需要成为一名商人。
直到20年前的生意把他带到了离剑桥20分钟车程的工业小镇，尼克才顺理成章地在剑桥安了家，始料不及的是他对这座大学小镇一见如故。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大学历史，索性当起导游介绍小镇的风情，不料一个闲差却做成了蓝牌。养儿育女的乡村生活总有闲时，又一花一草地亲手侍弄起一个方圆几公里的大花园，尼克盛情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参观，英式的乡村田园生活有如迷梦般静美，面对着花园的是一座四壁摆满了书籍的小型图书馆，尼克说写作是从这些书中开始的。
“我终于过上了想要过的生活。我已经完成了两本书，如今在写我的第三本书。第三本书是讲英国的花园文化，是以剑桥为蓝本，因为每一家学院都有花园，并且是非常各具特色的花园。我非常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里有我希望的一切，图书馆，家人和花园。”
我们因此专访了柯瑞思——
三联生活周刊：你痴迷历史，而从历史的角度，剑桥究竟如何使你如此着迷？
柯瑞思：剑桥装满了历史。并且这么说肯定并不为过，如果你想要明白英国的历史风云，那么最需要明白的就是剑桥的历史，比如我们的统治阶层如此密集地来自于这弹丸之地。事实上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其他欧洲国家拥有那么多的大学，比如在法国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学，意大利、荷兰、德国都一样。在17世纪，也就是在500年前，意大利就有23所大学，德国有50所大学，荷兰7所，但是英格兰就只有两所大学，并且这两所大学如此紧邻着伦敦，这意味着无论是错误的宗教信仰，还是任何来自知识阶层和权贵阶层的不安稳因素，都可以最快地上达给中央并且采取行动。所以，实际上英国社会要远比意大利和德国更为结构紧密。
即便我们也经历了非常残酷而长久的内战，但实际上我们的大学很好地帮助我们弥合了很多问题。很简单的是，如果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会不自觉地使用类似的思考方式，可以相互理解，甚至这种情况在今天也还是如此，六成的国会成员是毕业于牛津和剑桥的，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国家，没有办法绕过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的哪个故事或者念头使你提起笔开始写这本书（英国的花园文化）？
柯瑞思：首先，有些历史使我感到有趣，我想分享给更多人。比如今天全世界的大学里，当学生获准毕业时都要穿上学士服，但没有几个人清楚学士服本身是中世纪牧师的衣服，这也来自剑桥。宗教在剑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好几百年的规矩是，新生入学必须认真签署“宗教协约”，只有保证信奉唯一的国家宗教你才有上大学的资格。无论是天主教时期，还是英国国教时期，在中世纪，所有的大学生都被纳入了教堂的阶级体系中，大学更是直接培养新的牧师的场所，那时候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两套行政司法体系，当一个人属于教会阶层，比如是一个牧师，你缴税很少，即便你杀了人也不用被惩罚。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个小镇上施行两套法律，那么很自然会形成两个阵营，就像至今镇上的俚语“The town，the gown”（镇子，袍子）。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如今谈到精英教育的话题，不可避免会涉及社会教育机会和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被权贵阶层垄断好像也是剑桥和牛津的另一面吧？
柯瑞思：确实是来自富有阶层的孩子更容易进入剑桥大学读书，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在英国有80%的孩子是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毕业生可以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顶级大学，这听起来很悲伤。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另一面的事实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富有他才会得到剑桥大学的垂青，而是因为他的富有使他很早进入了更加严格的私立学校，因此得到了更加优异严谨的教育培养，这是不争的事实——不那么聪慧的年轻人因为良好的私立学校教育，而超越了聪慧却在公立学校混日子的年轻人，所以这些私立学校的孩子可以更加顺利地获得剑桥牛津的读书机会。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学也极力争取去弥合这个问题，比如极力去帮助那些来自中下阶层背景的小孩获得在剑桥读书的机会。但是事实上在英国，甚至我怀疑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那些下层阶级的父母其实没有很强烈的愿望送孩子到剑桥读书。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思考，如果我在工厂里工作了一生，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你也可以这么度过一生，当然这是说不上对错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如今剑桥更加致力学术，因此把很大精力侧重在国际化方面。大学着力使自己成为对于全世界学者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里有优美的英国乡村田园生活，建筑物美轮美奂，又富有历史回响，市政部门竭尽全力为学者们创造最好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剑桥的诺奖学者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但是实际上，很多诺奖都是由外国人获得，而不是英国人。现在剑桥的毕业生中有五成来自海外，中国学生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美国学生的数量。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剑桥的优势学术地位，不得不说的是学院制。学院制如何优越，从何而来？
柯瑞思：历史上很多事件可以催生学院制的诞生，14世纪中期黑死病给剑桥镇造成严重损害，幸存下来的牧师人数不够，但全国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死亡，教堂礼仪成本飙升，人民苦不堪言。瘟疫过后，三家学院便成立了：冈维尔学堂、三一学堂和圣体学院。
学院制的最好之处是竞争，院长想吸引最聪明的学生和院士，师生想要最漂亮的建筑，也就是在竞争中，礼拜堂越来越壮丽，图书馆越来越宽敞，餐席上的食物越来越精美。学院给学者们远离闹市提供了条件。一旦筹资到位，住宅、餐厅、图书馆等设施就拔地而起，再用威严的大门与外界隔开，养成了另一面学院制下的传统——学术独立。学院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甚至无论中世纪教会还是现代政府都难以控制，某种意义上，这给学者创造了最自由而宽松的学术环境。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校方准许女子入学，但女生在听课方面曾遭受不公平待遇，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因此需用个人辅导来补偿，于是学院的师傅制兴起，这种强有力的一对一辅导制又成为近现代的剑桥学院制的特色之一，天资异禀的孩子会得到充分的关注而茁壮成长，而资质不那么优异的孩子一方面奋力挣扎，另一方面也会得到与其相适应的辅导，不至于沉没。这也成为学院制的优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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