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少主李在镕因卷入“干政门”而被捕，或许不足以彻底斩断韩国财阀巨头与政界之间的关联，但势必对超级财团“三星”的管理层交接班构成直接冲击。从内部管理的稳定性到外部庇护，三星帝国正面临双重危机。
“三星”实际执掌者首度入狱
2017年2月16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亲信门”案件特侦组的质询。次日，法院批捕李在镕，并将在3月9日开庭审理三星财阀向崔顺实行贿一案
“入住”首尔拘留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李在镕或许会懊恼没有早一点和韩国司法机关签下电器采购协议。因为在他那间6.6平方米的拘禁室一角，赫然摆放着一台竞争对手LG（乐金）集团生产的电视机。
尽管惹上司法纠纷早已成为三星财阀历代掌门人的宿命，但李在镕在今年2月17日的被捕，依然开创了集团实际执掌者首度入狱的先例。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指控这位三星电子副会长涉嫌在2015年向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1亿元人民币），以促成政府批准其担任最大股东的第一毛织株式会社（韩国最著名的毛纺织面料和时装生产企业）与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物产会社合并。
李在镕同时还被控挪用公款、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和隐匿不当得利，以及在2016年末关于“亲信干政门”丑闻的调查中作伪证。鉴于李在镕之父、现任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已经在2014年因罹患心肌梗死淡出集团业务，少主李在镕的被捕，使得三星财阀自1938年创建以来第一次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集团的重大收购和投资决策也被迫暂时搁置。
在检方公布的“干政门”行贿企业名单中，列出了三星、現代、LG、SK、乐天等八大财阀的名字，涉案金额超过800亿韩元。这八大集团的总资产相当于2016年韩国经济产出的2/3，其中仅雇员接近50万人的三星一家就占据了全韩国企业总市值的30%。从行贿的目的看，主要涉及资产并购许可、免税店经营权的获取、偷逃税款以及为入狱的企业家脱罪。
换言之，这是一波操作娴熟、轨迹清晰的有组织利益输送——大财阀为主政者及其亲信提供用于个人享乐或台下政治活动的资金，政治家则在异常商业活动的审批和法律诉讼方面为企业家提供庇护，实现互利共生。从威权时代的朴正熙、卢泰愚到民主化之后的金大中、卢武铉、朴槿惠，历任韩国总统无不深陷这张灰色关系网之中，造成财阀把持国民经济、社会活力却日渐丧失的停滞局面。尽管李在镕本人辩称支付献金是源自朴槿惠当局的“胁迫”，但显然无法说服首尔街头要求从速逮捕他的抗议民众。
与“二战”后经历过拆分和改造的日本大企业相比，韩国老牌财阀的所有制结构及行事方式更接近20世纪初的“原生态”面貌。尽管三星集团旗下的三大核心子公司三星电子（总资产约262万亿韩元）、三星生命保险（总资产约224.5万亿韩元）和三星物产（总资产约23.4万亿韩元）都属于公开上市企业，但创始人李氏家族借助复杂的交叉持股结构以及不受董事会制约的“未来战略室”，在事实上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通过行贿政客实现的资产并购往往不是为了增加营收或者实现合理的产业布局，而是创始人家族完成股权结构优化和财产低成本世袭的工具。“大马不倒”的少数财阀家族，外则借利益输送和政商勾结僭取公权力，内则视合法投资者的诉求于无物，形同独立王国。这在民主原则和商业逻辑上都已经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2008年4月4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抵达首尔特检组办公室，接受关于非法股票转让案的质询
在3月9日李在镕的第一次庭审开始之前，三星集团已经宣布解散争议颇大的未来战略室，并将竭尽所能提供证据为李在镕脱罪。考虑到集团旗下各大子公司皆有成熟的经理人团队负责运营，少主的暂时缺位，或许并不会立即导致整个商业帝国的倾颓。但素来明争暗斗不断的李氏家族，却有可能因此再度发生“玄武门之变”——尽管韩国刑法并未剥夺入狱者继续运营商业机构的权利，但一度在继承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李健熙长女李富真，却有可能利用行动完全自由、与父亲接触机会更多的便利，在公司控制权和遗产让渡问题上占得先机。从“干政门”引发的舆论反响和检方的指控力度推测，李在镕即使能卸脱一两项罪名，最终恐怕依然难逃入狱数年的惩罚;而即将举行的韩国大选是否会继续撼动庇护富豪世家多年的保护伞，可能性也在上升中。无论如何，对三星集团和以它为首的韩国财阀来说，这都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且依旧未曾结束。
“大马不倒”
在网络搜索引擎谷歌中输入关键词Chaebol（韩语“财阀”的英文转写），于0.44秒内便可获得94.3万条检索结果;而“财阀”模式的始作俑者日本，其对应的英文关键词Zaibatsu的检索结果也不过是98.6万条。换言之，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极盛期，但韩国财阀在受关注热度和重要性上已经丝毫不亚于其历史超过100年的日本“老师”。
漫画家弘兼宪史在其创作的职场人物系列漫画《岛耕作》中，专门有一集题为《宿敌？韩国财阀企业的威胁》，足可窥见即使是经历过20世纪初“财阀柄国”历史的日本人，依然会为其韩国后辈的煊赫权势感到震惊。在作家山崎丰子的经典小说《不毛地带》中，同样出现了主人公在“光星物产李会长”（影射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引荐下面晤韩国总统，以插手首尔地铁工程投标的情节。
所谓财阀者，因其兼有“财富”与“门阀”两端，故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上往往具有独特的性质。首先，创始人家族通过股权控制、把持管理层、在董事会中安插亲信以及设置直属于会长的秘书室（负责业务规划、融资和人事）实现对子公司的绝对控制。
以“三星”集团为例，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总公司”，三大核心子公司以及其余冠以“三星”头衔的企业皆属于业务独立的上市集团。但由于李健熙父子直接控制资产规模最大的三星电子，通过“未来战略室”（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秘书处）干预管理层决策，同时在各子企业中扶植家族成员和亲信作为CEO或执行董事，整个“三星帝国”依然是以李氏家族为中心的紧密共同体。
其次，财阀企业的经营范围、雇用员工总数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往往相当铺张，在母国的一些行业甚至形成准垄断态势，从而使政府不得不与其构建利益共同体。执政者或者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以财阀作为实际执行者（例如“汉江奇迹”时代），或者通过批准违规业务、破产豁免以及给予法律特赦等庇护方式换取财阀的资金、影响力支持（民主化之后大体如此），从而形成政经一体、财阀“大而不能倒”的格局。来自执政党的隐性影响力在融资方面作用尤其重大，直接导致韩国财阀能在平均负债权益比超过400%、高于其日本同行4倍的情况下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进而使金融界也成为大企业的“人质”。
最后，对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交叉持股模式的放任使得创始人家族往往能以较低的股权份额撬动整只“大象”。例如李健熙、李在镕父子在三星电子的直接股权份额仅为5%左右，公司主体资产在首尔、伦敦和法兰克福分别上市，有55%的股权掌握在美国资本集团（CapitalGroup）、黑石顾问等海外投资者之手。但李氏父子同时又是三星电子的最大单一股东三星生命保险（持有7.43%的三星电子股份）的实际控制者，通过家族旗下的非上市企业爱宝乐园（Everland）持有三星保险19.3%的股份（李氏父子所持的爱宝乐园股权接近30%，李健熙尚直接持有三星保险20.8%的股份），而爱宝乐园又是三星电子旗下信用卡公司的第二大单一股东，如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蜘蛛网结构。
2017年2月16日，支持李在镕的中老年示威者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大门外进行抗议。李在镕本人迄今为止仍宣称贿赂行为是在政府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
通过爱宝乐园-三星保险-三星电子的三层金字塔架构，李氏父子不仅得以在直接持股较少的情况下实现对企业的长期控制，而且大大提升了拆分集团架构的成本，迫使投资者和政府不得不容忍这张含混而臃肿的巨网长期存在，甚至主动为其提供便利，以获得经济回报。
正是因为三星财阀庞大的资产规模、几乎无所不包的产业布局和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发展创新型企业乃至打造“小灵快”的轻资产互联网公司的可能性在韩国几乎不存在。2008年中右翼大国家党（现名自由韩国党）重新执政后，曾试图通过扶植互联网产业和初创公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由于中小企业在融资环境、薪酬水平和社会认可度方面远不及财阀巨头，最终的结局要么是被老财阀收购，要么在最初的冲击过后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曾经扮演过发动机角色的巨头企业，在21世纪初的今天却已成为阻碍创新的过时恐龙。即使是在全球电子工业版图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三星帝国，受制于臃肿的体量和陈旧的管理模式，也只能跟随在微软、谷歌、苹果等美国IT企业之后，满足于“制造者”而非“创造者”的定位。
不仅如此，金字塔结构和蜘蛛网式交叉持股模式的存在，还意味着财阀企业的运营成本大部分耗费在了理顺内部关系和确保创始人家族的权威不受挑战上。公司的现金盈余被大量用于支付股权让渡（通常在家族成员内部进行）造成的巨额税金或者增持旗下子公司（同样由创始人家族控制）的股份，使得真实投资收益一再被拉低，国外投资人的不满却在“保护韩国民族企业”的旗号下被视而不见。
导致李在镕锒铛入狱的第一毛织并购案，便是极好的例证——整桩交易既不是为了增加集团的收益，也不是看好传统纺织业的发展前景，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家族交接班。因为只有将李在镕持有23.2%股份的第一毛织（同时也是三星保险的股东之一）与同样由他持股4.1%的三星物产合并，才能确保金字塔下游的三星电子的实际控制权依然被上游的持股方三星物产和三星保险所把持，进而继续完成李健熙与李在镕之间的上游股权让渡。
而由于三星物产的第一大单一股东是政府控制的国民年金公团（利用国民养老金进行金融运作的国有投资公司），为了促成青瓦台方面批准交易案，李在镕不惜向手眼通天的崔顺实行贿，接连向其运营的K体育基金会和其女郑宥拉提供巨额资金“奉献”，其中仅已经到账的贿款就多达25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整桩交易与真正的商业投资根本无关，仅仅是为了强化“太子爷”的个人地位。而当小股东代表、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公司埃利奥特资本对合并案的必要性提出怀疑时，居然还遭到了国民年金行使委员会委员、建国大学金融IT系教授吴正根的道德谴责：“海外投机资本企图利用我国国内的反大企业情绪，展开对韩国民族企业的攻击！”
讽刺的是，尽管民主化之后的历届韩国政府都曾宣称要对大财阀进行改革，并曾颁布过上市公司新管理条例等勉为其难的法令，但真正采取过的实质性举措，却每每需要借助外部经济危机。
1998年金大中政府与国内五大财阀达成《公司改革五项任务》协议，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企业现金流吃紧，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对老牌财阀开刀，勉强取得一定进展。而大宇集团和现代集团（不含已经剥离的现代起亚汽车和现代重工业）在本轮改革中最终解体，直接原因仍不是拆分措施得当，而是盲目扩张未能控制所致。朴槿惠在2013年就职之初，也曾放风称将立法限制“大马不倒”的财阀世家;但除去韩进集团旗下的海运公司在2016年末因国际航运市场整体低迷而自行申请破产外，真正遭到打击的“大马”几乎不曾出现——给崔顺实及其背后的朴槿惠“进贡”的代价虽大，但的的确确买到了一块过硬的免死金牌。
豪门宫斗50载
李健熙长女李富真在李在镕被捕后有望成为三星财阀的新主事者
就在“亲信门”丑闻曝光之前不久，2016年7月，独立新闻网站“NewsTapa”（打破新闻）一度公布了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在自家豪宅中召妓的偷拍录像。从2011到2013年，李健熙曾以每次500万韩元的价格私下召妓至少5次，并根据妓女的“服务质量”设定赏罚标准。这段录像被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之后，点击量很快超过1000万次，但与三星集团关系密切的韩国主流媒体反应却相当冷淡。
见惯大风大浪的李健熙对此早已处变不惊。早在2008年，由于涉嫌以爱宝乐园和三星SDS的部分股权为抵押发行可转换债券，再将债券低价出售给李在镕及其两个妹妹的企业（这种做法比直接赠予可以少承担1000亿韩元的税金），他一度被特检组控以逃税、非法股票交易、违反信托义务三项罪名，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并罚款1100亿韩元，甚至辞去了三星电子会长一职。但在2009年最后一天，时任总统李明博以李健熙帮助平昌申奥成功“有功”为由，对其实施特赦，此后首尔地方法院还推翻了对非法交易罪的指控。75岁的李健熙虽然病重卧床已有近3年之久，但迄今为止仍是三星帝国说一不二的话事人和最高仲裁者。
如此有恃无恐的行事风格和一言九鼎的权威，实在要拜李氏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斗史所赐。出生于1942年的李健熙在青年时代并不是父亲李秉喆最心仪的接班人，他从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一度前往美国留学，1966年才进入三星集团旗下的非核心企业东洋放送会社（TBC），负责广播电视和媒体业务。当时的三星财阀已经发展为拥有基建、制糖、钢铁、化工、纺织等多项核心业务的综合型会社，并被朴正熙政权树立为五年经济开发计划中的明星企业，李秉喆的长子李孟熙则是内定的第一接班人。但在1966年春天，李孟熙和二弟李昌熙（负责集团旗下的第一制糖工业会社）因为贪图糖精出口的可观利润，下令将糖精制备原料伪装成建筑材料进口，却遭釜山海关查获，引发轩然大波。在朴正熙当局的压力下，李秉喆不得不将刚刚建成的蔚山化肥厂“捐献”给国家，并一度辞去集团会长之职，直接责任人李昌熙则被判入狱6个月。这是李孟熙的领导能力第一次遭到父亲的怀疑，但鉴于企业仍在发展期，李秉喆并非打算改变最初的交接班方案。
然而在糖精走私案件后不久，李孟熙再度犯下大错。当时李秉喆在其合作伙伴、日本伊藤忠商社执行董事濑岛龙三（《不毛地带》的主人公“壹岐正”的原型）的建议下，决心仿照军队总参谋部的结构，强化直属于会长的秘书室作为战略企划和运营中枢的功能。而李孟熙对这一布局的意义置若罔闻，仅仅满足于向下属子公司安插自己的亲信，令集团合作企业和创业老臣大失所望。1969年前后，子公司管理层向李秉喆发起联合逼宫，要求罢黜“太子”李孟熙、扶植初出茅庐的李健熙作为新接班人。不愿就范的李孟熙在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个愚蠢顶透的决定：教唆刚刚出狱不久的二弟李昌熙向青瓦台寄举报信，指控父亲向海外转移资产。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次毫无胜算的胡闹：尽管朴正熙与李秉喆在糖精走私案等具体事件中矛盾重重，但三星毕竟是政府重点扶植的龙头企业和执政党秘密政治资金的主要贡献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儒家思想影响力极大的韩国，对父亲的悖逆之举也难以赢得大部分民众的同情。暴怒之下，李秉喆将起草举报信的李昌熙直接逐出韩国，幕后指使者李孟熙也被边缘化，仅保留第一制糖会社名誉总裁的虚职。而在2012年，已经隐居北京养老的李孟熙还曾向首尔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三星集团内部价值超过1万亿韩元的股票的继承权，但被直接驳回。2015年8月，李孟熙在北京病逝，其后人在三星集团内部也沦为小角色。
在夺嫡之争中侥幸胜出的李健熙，自然不愿看到类似的闹剧在自己的后人中重演。1987年自老父手中正式接管集团所有产业之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精密布局。首先，在媒体和业界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确保即使有丑闻出现，也不会被轻易曝光。李健熙的岳父洪琏基曾是韩国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原系三星集团创建，全斗焕政府时代被并入国营韩国放送公社）的早期社长，后来担任过朴正熙政权的法务部长;其子洪锡炫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出任《中央日报》社长，卢武铉上台后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通过岳父和妻兄的关系，李健熙逐步成为国内各大报纸、电视台甚至公检法官员的金主，并屡次高薪延聘卸任司法官员担任集团顾问;三星集团被当作“大韩民国的骄傲”加以维护和偏袒，任何违法勾当都可以被轻易洗脱。2005年，检察官发现洪锡炫曾涉嫌作为李健熙的中间人，在1997年总统大选期间向李会昌、金大中两位候选人输送秘密资金。但洪锡炫在辞去大使之职后，随即回任《中央日报》和JTBC（中央东洋放送会社）电视台社长，继续在媒体圈为妹夫张目。而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除去身为知名艺术品收藏家的身份外，还是佛教派别“圆佛教”最大的捐款人。夫妻二人在体育界和慈善界广洒“金雨”，营造出光鲜的公众形象，使批评者根本无从置喙。
前检察官金勇澈在1995年因主导起诉前总统全斗焕而蜚声海内，1997年李健熙以高达10亿韩元的年薪聘请他担任三星电子秘书室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与司法界的“沟通”业务。2004年金勇澈与三星集团决裂后，在企业界完全无法容身，被迫对媒体曝料称：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利用就读大学法律系和担任检察官时代建立起的人脉，邀请司法界人士打高尔夫、宴饮和出国度假，费用皆由三星方面支付;公司为重要的政治、税务、司法和媒体人士建立了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管理”资金，专门用于送礼和行贿，甚至还根据一名官员被提拔为部长、进入国会和担任主要政党代表的概率制作了行贿优先顺位表，恶劣程度令昔日的威权总统全斗焕相形见绌。而洪罗喜的艺术品收藏也绝非简单的雅事，其实质是洗白秘密资金和以“赠送”形式进行贿赂的伪装。无怪乎在2016年的召妓视频曝光后，NewsTapa的编輯曾经愤怒地评论道：“李会长将自己视为超越法律和伦理的存在，肆意摆布与滥用有如皇帝一般的权力……这样的财阀病态现象，不只是韩国的经济，连政治、行政体系与媒体都受其腐败而逐渐麻痹。如果不能果断除治此种财阀行径，我们就没有未来。”
除去向媒体和政界伸出触角外，李健熙对长子李在镕的培养，也大有异于父亲的栽培模式。尽管后者从1991年起就加入集团旗下企业，在三星电子一路擢升至二把手的位置，但老“皇帝”李健熙始终坚持多给股份、少予实权的策略，通过秘书室遥控管理层决策。同时对李在镕的两个妹妹李富真和李叙显（LG财阀创始人具仁会的三儿媳），也各自给予要职：前者负责集团旗下新罗酒店、爱宝乐园以及三星物产度假村建设部门的实际决策，后者担任与三星物产合并后的第一毛织时装部门的主管。尽管就资产规模和受关注程度而言，两个妹妹不及李在镕来得扎眼，但后者在第一毛织合并案以及三星物产的几次重大决策中，同样经历了与长妹李富真的明争暗斗，最后因为父亲意外病倒和李富真婚姻破裂，才勉强占得先机。而在李在镕极有可能被判入狱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接触父亲的李富真无形中具备了重新翻盘的可能，特别是在李健熙担任第一大股东的三星生命保险的未来前途问题上。这出延续半个多世纪、涉及三代人的宫斗戏码，仍将继续上演。
财阀世家的未来
某种意义上，“干政门”事件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朴槿惠和李在镕，都是其家族传统和过往历史包袱的牺牲品。朴槿惠在2013年上任之时，一度被民众寄望于能够削弱财阀势力、解决由来已久的贫富不均和就业率低迷问题。她本人也的确曾把抑制巨头企业、迫使其承担更多税负作为努力方向。
但第一任期尚未结束，政府的实际决策已经完全退回到由其父朴正熙开创的以财阀为中心、裙带关联纷繁的老套路。与2007年相比，韩国前五大财阀的资产总规模由全年经济产出的35%一路飙升到60%以上，GDP整体增长乏力、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而李健熙非法股票交易案的脱罪，以及“干政门”中崔顺实直接向财阀索取巨款的乱象，更是彻头彻尾的“原生态”政商勾结，完全超出了公众所能容忍的底线。
而肄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班、曾经修读历史系的李在镕赢得继承人之争，同样曾被视为老牌财阀轻装上阵、由传统家族企业向现代管理模式过渡的标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注意到，李在镕平易近人、尊重女性，乐于向乔布斯、库克等美国IT企业家请教，在管理风格和待人接物上也大大有别于“皇帝”李健熙的专断风格。
在去年12月关于“干政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曾侃侃而谈：“我将抛弃旧思维，斩断韩国政治和经济的传统纽带，带动企业更大程度的创新。”这未尝不是由衷之言。在政府着力推动的信息化创新事业和传统产业转型进程中，三星表现得极为活跃，包括曾出资500亿韩元筹建大邱“创新经济革新中心”。
2016年4月24日，两位顾客在首尔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选购三星GalaxyNote系列手机。当年年底，三星电子宣布召回电池存在自燃风险的GalaxyNote7，造成超过170亿美元的损失
但“干政门”事件中暴露出的幽暗细节显示：无论是西方教育背景还是个人的良好私德，都无法改变李在镕作为三星财阀唯一男性继承人的天然宿命。为了避免承担总额可能超过6万亿韩元的遗产税，他必须像祖父和父亲一样从事违法交易、贿赂总统亲信、对公众和小股东撒谎，只为将三星集团那张由复杂交叉持股构成的蜘蛛网的中心转移到他个人身上。最终，他也将步李氏家族前两代人的后尘，卷入法律纠纷，乃至最终入狱。
以财阀企业为核心规划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外向型经济模式，曾经是韩国在60年代到90年代实现“汉江奇迹”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政商一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企业“绑架”的现象，虽属异常，仍能够以“时代所限”作为解释。然而在信息产业成为潮流的年代，“大马不倒”的巨型财团雇员数量已经达到规模极限，对拉动就业再无帮助，同时投资决策却被落后的管理体制人为扭曲及劣化，并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兼并中小企业以及维持政界和媒体的“朋友圈”中。这种趋势与韩国经济的整体低迷存在直接关联——作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韩国在过去5年内的平均GDP增长率已下滑到不足3%，其中央银行已经将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6%。受东亚安全环境影响，在经济构成中占据最大单一份额的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滑;而素来以“最强追赶者”自诩的三星电子，在2016年也爆出因新款手机GalaxyNote7的电池设计过于激进、导致多起自燃事件的丑闻，不得不全面终止销售并召回该款机型，损失预计超过17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韩国经济的危机，恰恰是传统财阀模式已达效能阈值、无力再做突破的直接结果，且负面效应仍在延续。
同样经历过“财阀至上”年代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经历过盟军占领当局的强制拆分，被迫探索出了一条隐性成本更低、决策流程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尽管这种拆分远称不上彻底，但的确推动了大企业部分摆脱固化的政商关系网和单一的家族继承模式，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媒体环境的自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渐透明，也使商界向政客的金钱输送可以迅速被公之于众，从而使主事者不得不有所收敛。
相形之下，奉行男性继承制，关系网又更为铺张和绵密的韩国财阀仿佛还停留在丛林时代;而且由于政界通道关于“敞达”、舆论环境又被控制，反过来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即使是兴师动众的“亲信门”调查也未必能撼动三星财阀的基础——在2008年的非法交易案调查中，李健熙父子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应对舆论压力的示弱策略，此番再度被“主动解散”的秘书室，在当时已经消失过一回，但随后很快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而韩国现行《商法典》允许入狱者继续遥控企业的规定，也决定了李在镕即使入狱，依旧能从容地完成股权转移和行使最高决策权。但沉浸在“亚洲小龙”之梦中已有30余年的韓国政府和民众的确应当认清一种事实：昔日缔造过经济奇迹的财阀“大马”，如今已成为窒息活力的毒瘤。
在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动荡的2017年，倘若不主动寻求改变，韩国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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