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其实是一个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的问题。
王小华夫妇和王卓然夫妇都是最近几年从蓝天白云的欧洲一头扎进天上是雾霾、地上是拥堵的北京生活的。
他们都是博士毕业，在北京有很不错的工作，但是没有买房，没有买车。看起来，所有这些选择都是跟现在北京中产阶层努力方向相反的，但这都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他们虽然对好生活有要求，但是觉得安全感不来源于物质保障，而是这么多年海外学习、工作积累的本事。他们是看重成长机会和自我实现的人，而现在的北京，像个丛林，像个荒草堆，有无数的机会出现。
这里是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王小华和李姣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只能相约吃午饭来过难得的二人世界。王小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做副教授，妻子李皎在一家公司做副总裁，他们带着两个孩子跟岳父岳母在人大附近租房住，也没有买车。即便是最近一轮北京房价的疯涨里，王小华的心态也很平和，他告诉我说，他租的房子市价10万元一平方米，即便有钱付首付，月供也比现在的租金贵多了。王小华在比利时有一栋四层楼的别墅，还带种着郁金香的花园，相比那个物业，北京房子的租售比不划算，他不愿意投资在这上面。王小华和妻子是漂泊过的人，在加拿大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北美又搬到欧洲，从欧洲又搬回北京，很多人所说的稳定、搬家麻烦、家的安全感，在他们这里都不是问题。
另一座压在中产阶层心头的大山是教育。王小华跟很多人想的也不一样，他说，决定回国的时候已经做了思想准备，因为教育资源不平衡，国内的竞争肯定是激烈的。他的底线是自信有能力把小孩教育到考上一所“985”的大学。王小华是北京人，读硕士之前没去过外地，想出国读博士也是为了长见识。可现在的环境不一样了，他说，看着人大的学生本科阶段就总有机会去欧洲、北美做交换生，虽然李姣想将来让孩子去美国读大学，但即使在国内上大学，受的教育也并不封闭。“温室和丛林哪个是好环境，这个很难讲。只能说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孩子的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或者说没觉得回国了孩子就没希望了。只不过会有挑战，需要更多的规划。在国外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但我也看到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发展不好的啊。”王小华说。
王小华的专业是心理学，他说，当人对于所在的环境不满意的时候，会夸大这种不满意，忽视其中的好处而去过分美化另外一种环境里的好处，因为你会主动去关心那些好的地方。其实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依旧有各种各样的命题。他和妻子在加拿大和比利时一共生活了10年，并不认同出国读书或者移民之后，就万事大吉。他们也有焦虑，比如最近刚刚商量要不要给孩子买保险。“老大的国籍是加拿大，在中国没有社保，所以给他买了一个，但真有什么病也是没用的，会有这种担心。”王小华说。国内课业的压力也会让他产生动摇。“我以为我会淡定，但我希望孩子在班里是优秀的，现在还没有上补习班，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扛得住。”
回来北京生活，肯定会跟其他人一样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王小华说，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还是可控的，比如雾霾，他一共买了六七个净化器，而且觉得空气最差的时候是他刚回来的2013年，到了2014年以后空气总体上在变好，想到这些又从容起来。“我做压力研究嘛，首先想这个问题能不能改变，如果不能改变，小环境能不能变，安净化器算是小环境。在国外转了一圈，心态从容许多。有些事情改变不了，就不纠结了，就接受呗。”王小华说。
回到北京之后，王卓然的生活节奏也明显变快，他很少有晚上12点之前回家的时候，曾经连续一周都没跟妻子说上过话。他是人工智能领域顶尖的华裔科学家，他和同学、同事一起创业的项目三角兽公司在10个月内拿了3轮一共8000万元的融资，B端合作机构包括锤子手机、小米电视、Rokid机器人等明星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成了国内的投资风口后，他的团队在业内很受关注。
不像王小华对北京的生活那么释然，王卓然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林立的写字楼直皱眉头：“外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哪一栋房子能谈得上美感？伦敦不是这样的，很多建筑，包括一些角落里，你都能看到设计感，因为它建造的时候是有想法的。”王卓然说。
跟刻板印象里的IT男不一样，从英国回来的王卓然是个对生活细节很有要求的人。他在做人工智能研究之余，参加过英国调酒师协会的课程，跟着英国调酒师协会的主席和前主席学习调酒。“我有一段时间在爱丁堡的研究团队工作，那里一年11个月都在下午，我就在家里调酒玩儿，办鸡尾酒派对，邀请同事们来喝酒。在人工智能的对话圈子里，我是有名的调酒师，从爱丁堡到剑桥，这个圈子一半的人都喝过我的酒。”王卓然说。
王卓然并不嗜酒，他着迷于调酒的创造力，类似于音乐的演绎，同样的鸡尾酒配方，根据调酒师的理解不同，最后呈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因为来北京常住，他把常用的几十瓶酒都搬了来，可是立刻发现能调的并不多。“生鲜解决不了，比如我调酒用的青柠是西班牙或者巴西种的，北京只有泰国种和越南种，偏向于柠檬的味道，香气不对，我对味道是很有要求的，我就不再用这个配方了。”王卓然说。他虽然不在意北京的空气和堵车，但是在生活爱好上，觉得北京让他少了乐趣。文化上的障碍也很明显。王卓然刚回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跟身边大多数人都没有共同语言。“聊天都得是基于对北京、对中国的共同认识吧，但这些想法跟我的有冲突，比如大家聊不生孩子爸妈会反对，但我的认知里，我生不生孩子跟我爸妈没关系。我明白大家的认知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我不认可，我表达出来既改变不了什么，也显得我很矫情，我就不说话。很多这样的冲突，于是除了聊工作，好像就没有话讲。”王卓然说。
虽然原来很容易享受的生活没有了，但是王卓然在北京扎了下来，不但因为他的事业正在风口上，而且中国文化促使他的研究有比在欧美先进的地方。“欧美大多数人不太能接受跟电脑聊天这件事儿，亚洲很多人都接受，微软小冰就是中国先起来再做了英文的系统。因为有足够大的群体接受这个事儿，比如二次元人群，就有足够大的市场把聊天做起来，而且说的人多，就能采集到支持研究的庞大数据。”王卓然说。
寻找舞台
王小华刚回国的时候，很多人好奇他和妻子李姣的选择。王小华告诉我说，在国外的时候，中国人聚在一起讨论的就是一个问题，归还是不归，什么时候归。但是回来之后，发现国内的人都在说一个问题，移民还是不移民，移民去哪里。这其实是一个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的问题。“国外可能挣钱不多，但是医疗不花钱，教育都差不多，房子便宜，很安逸很稳定。但这种生活的问题是太枯燥了，能一直看到几十年以后的样子。如果是想要一种波澜壮阔的生活，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施展不开。认识的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现在都在苏州、上海，有的在企业里，有的自己创业，他们想找到舞台发挥自己的才华，寻求成就感。”王小华说。
这也是王小华和李姣多年辗转腾挪经历的心得。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异国他乡的生活很孤独。“我太太比我早一年拿到Offer到加拿大读博士，加拿大下雪很早，有一天她走在大街上哇哇地哭。在中国你这样会觉得不好意思，在加拿大不用，街上没有人，随便哭。”王小华说。王小华和李姣都是外向的、爱交朋友的人，当时通讯还不方便，他们只能偶尔给国内朋友打电话，聊QQ来排遣寂寞。他们在加拿大没有特别交心的朋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吵架，太太一生气摔门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因为没有地方去。”王小华说。
博士毕业之后，跟所有职场新人一样，职业规划和发展问题也接踵而来。李姣本来在加拿大的一所学校里当老师，但王小华找到的工作是比利时最好的商学院，夫妻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北美搬到欧洲去生活。当时两个人想得很简单，王小华先到商学院报到，李姣在家带孩子同时慢慢找工作。“当时我以为太太博士毕业，找个工作还不容易吗？结果在比利时还真的就找不到工作。因为比利时不算是个移民国家，跟北美相比要保守，很多工作是说荷兰语的。我们都只能讲英语，这样的岗位不多。”王小华说。
王小华的工作也跟想象中有差距。他对自己的设想是一边做研究，一边教学。但是，学校的教学任务压力非常大，他没有精力再做其他的工作了，而且学校对商学院老师的要求就是教学，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支持。王小华的内心很烦躁，觉得自己在工作上的发挥有限，而且不做研究就没有成长，他把这些糟糕情绪带回家，夫妻就会争吵。李姣说，不但会因为王小华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分歧争吵，甚至还会为了拍黄瓜的大小而吵起来。虽然两个人买了房子，可一直心里很清楚比利时不是久留之地，当地的五六家华人聚在一起，总是在讨论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问题。
让王小华下定决心回来的第一个因素是对妻子的愧疚。李姣虽然跟着王小华一路从北京到加拿大又到比利时，人生路径以丈夫的选择为准，但李姣自己其实非常优秀，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学生干部，临近毕业在一个500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有了个可以开始职业生涯的工作。王小华说，可能很多人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家当全职太太也很好，但不适合李姣。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外向，大家都喜欢她，应该有一个职场的舞台，而不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我太太很爱我。我工作压力大，情绪不好向她发泄，她不会反抗，她就忍着。我很愧疚。买房子当时是愧疚的一种补偿，另外就是我想怎么样给太太找到舞台。”王小华说。
父母养老是王小华考虑的另一个因素。王小华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都年过七十，他们如果到比利时生活，是没办法享受当地的医疗福利的，可如果留在北京，王小华夫妻没办法照顾周全。“我回国之后，我爸妈分别做过一次手术了，我就想如果不在身边怎么办呢？老年人上了岁数真的会糊涂，很多决策做不了。”王小华说。
王小华要寻找的新工作，不但是要能让自己施展才华和有成长机会，而且得能解决他生活里这两项实际的问题。当他有意想离开比利时的时候，得到了新加坡一份工作的邀请，薪水是现在回国工作的两倍，税还很低。但解决不了太太和父母的问题。“我太太是不愿意去新加坡的，她去了那里还是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没有好的舞台发挥。父母的医疗也解决不了，我专门找了一家保险公司咨询了一下，还专门去新加坡看了一下，新加坡的制度是税很低，但每个人必须自己买保险，如果你薪水很高，你就给自己买好一些的保险。我父母已经70多岁了，怎么买保险呢。他们如果去了新加坡，看病还是要回北京看。”王小华说。
人大商学院的这份工作，完全满足了王小华的设想。他把幸福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个人成长，一个是处理好亲密关系，第三个是工作有价值。“我蛮看中学习和成长的，在比利时的那个环境，我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我太太更是这样，她在家待着能有什么成长呢？我回国之后，感觉时间明显变快了，人大的老师，教学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做研究，这个压力很大，但我觉得这是个新挑战。”王小华说。李姣对现在的工作也很满意，她告诉我说，从前在加拿大和比利时，夫妻两个人的社交圈虽然有本地人和德国人，但主要是少数派的华人圈。在北京，社交和人脉要广阔得多，不但自己的才华得以发挥，而且联系老同学、认识新朋友，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这些交往是令人愉悦的。
王小华对比利时学生和人大学生的情感也不一样。“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对学生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加拿大和欧洲，这种感觉会差很多。我走在人大校园里，看见学生们，觉得这就是20年前的自己，我不管是在商学院上课还是本科生的课，讲的东西是有共鸣的。外国学生没有这些情感上的共鸣。连案例都有文化差异，我尝试过讲海底捞，但是比利时的学生听不懂。”王小华说。因为有情感因素，王小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也愿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学生们参考意见。学生们在未来规划上的迷茫，也会打电话跟他倾诉，这些互动让王小华觉得很有意义。
王小华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也很着迷，他是学心理学的，对人性感兴趣，也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自从回到中国，对人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如果要了解人性，就把人推到极端的环境里去。国外保障更完善，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中国很辛苦，就让你必须想各种办法，这种为了生存梦想的各种奋斗，让人很感动。这些在国外是没有的。”王小华说。
国际化工作
王卓然跟我说，现在中国的市场和互联网形势，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他大学本科在哈工大，专业是当年最热门的通信工程，可是他从小就喜欢计算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大二”开始，他跟着中国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刘挺教授做实习生。“现在BAT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技术负责人，都是我的师兄弟。因为当时全国大学里有这个方向的学校并不多。”王卓然说。
王卓然在本科期间就开始发表论文，所以想毕业后到英国去继续深造。他拿到的Offer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导师是经典机器学习理论的奠基人。在读博士的最后一年，他找了一份兼职，帮助伦敦大学学院的听力研究所做人机对话系统的开发。“我最开始只把它当作一份兼职的工作，但没想到这成了我事业开始的契机。我跟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后合同结束之后，爱丁堡一个专门做对话系统的团队邀请我加入。当时对话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冷，除了爱丁堡这个团队，只有剑桥、谢菲尔德和美国有团队。都是大学里做研究，那个时代距离实用太远了，就算是语音识别都还没有达到很准确。当时的研究重点是对话系统如何对语音识别容错，就是说语音识别听不准，对话系统怎么理解。”王卓然说。
这个领域在当时是开荒的阶段，王卓然说：“全世界对话系统每年要开一个会，所有沾边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人，圈子很小，与‘大牛’的距离也不远，所以，做出什么研究的话，会很容易受到关注，迅速被别人认知。”开荒阶段的好处是值得研究的范围很广，容易出成果，王卓然陆续开始出论文，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不错。“我在爱丁堡做到3年半的时候，2012年，siri出来了，几乎一夜之间，这个领域突然火了。我们原来是个很冷门的领域，现在对我们不了解的人也感兴趣了。各大企业开始挖人，可全世界做对话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我身边的同事陆陆续续都被微软、谷歌挖走了。当时在大学里做研究挣钱不多，这些公司开的Offer都是3倍，这种感觉太有吸引力了。”王卓然说。
王卓然当时手上有研究课题，没有跟着这一轮挖人潮动心，他从大学进到研究团队，从来不知道企业里是什么样，机缘巧合打交道的第一个企业是中国的百度。“我回国探亲，老师在哈工大办论坛，让我去做报告。对话圈子最早开会，除了我是没华人的，所以我去做报告，参加论坛的师兄弟很多在BAT，一听这个有意思，百度就要请我去报告。”王卓然说。2014年，百度要做语音助手，再次跟王卓然联系，想让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我当时只有2个月时间，从飞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开始工作，时间很短、项目很紧张。好在我抗压能力很强，在这个时间里重新设计了语音助手的中控模型，做实验上线，还发表了论文。”
王卓然的人生计划里当时没有回国项。他申请加入了英国国籍，因为他做研究经常有国际出差，读博士的3年里，每个月都要去使馆排队签证，不太方便。他对英国的生活十分适应，他喜欢外国人那种简单的人际关系，聊得来就一起喝酒，聊不来不说话也没问题。会调酒的特长让他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从爱丁堡的团队里出来，王卓然进入了东芝欧洲研究院工作。“给我面试的是东芝的顾问、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在这个领域里是大牛，从前我在爱丁堡的那个团队跟剑桥有长期合作，我和他本来就认识。他强烈邀请我留下，我觉得能跟他共事是个学习的机会，也很愿意。”王卓然说。
剑桥大牛把王卓然从爱丁堡招进东芝之后，就想继续挖他进自己的创业公司。“我当时对创业公司是没有认知的，尤其他是大牛，跟着他创业也就是他说什么我做什么，其实跟换一份工作没区别。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他是东芝顾问，又要挖我去他公司，是不是得先跟我在东芝的老大谈明白啊。正在这种很难做的时候，百度想做度秘的项目，要请我回国。”王卓然说。
中国在这个领域里是空白，王卓然2013年回国参加论坛时，说自己是做对话的，国内对这项技术的认知还以为是做问答。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模式，问答是个单轮过程，而对话是个多轮过程，技术复杂得多。但王卓然回来不久就发现了中国特有的机会，他告诉我说，欧盟在2006年就开始布局这个科技，那个市场要成熟很多，他到百度的时候，这个领域的两代创业都被大公司收购了。欧洲的战略方向已经成了定局，再想有新创业，就是垂直方向的顾问，得找到能做得起来的细分领域和当地的产品经理、本地销售团队。
跟王卓然看到同样机会的是现在三角兽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亓超，他是微软小冰聊天技术创始人，两个人在技术上刚好是互补的。王卓然和亓超都没有创过业，虽然隐约觉得这件事大有可为，但还需要一个熟悉行情的人提高效率，王卓然邀请高中同学马宇驰加入进来，马宇驰有Viacom、奥美等国际公司的市场品牌经验，又正在一个创业项目，熟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情况。
三个人组队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投资人能理解的程度到三个人的组合和技术背景，一些人对他们要做的事情认知还不清晰，可中国的变化就是这么快，仅仅10个月的时间，他们就随着市场迎来了人工智能的风口。
王卓然从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起，就在一个最核心的圈子，学习和职业经历完全让他十分国际化，选择回中国工作不是情结使然，完全是跟着大势走。
主笔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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