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凌
石榴是在宗教插图和艺术品中常见的形象和符号，关于母性、妻性和生死。
石榴并不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但却是我最爱看的水果。它的颜色和结构，从整体外观到最细小的一颗籽都值得人端详。它发源于古代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作为植物和象征符号的历史都相当悠久。希罗多德曾经在《历史》中提到，希波战争中的波斯士兵，长矛的顶端都装饰着金色或银色的石榴，而不是尖刺。
古代希腊神话中，石榴最著名的出处是关于“地狱之神”哈德斯以及“大地女神”的女儿帕尔瑟福涅。哈德斯把美丽的帕尔瑟福涅劫持到地狱，她母亲大地女神迪米特告到她父亲宙斯那里，宙斯要求弟弟哈德斯把她交回来。但宙斯和哈德斯的父亲立了个家规：任何在地狱吃过东西的人都得根据他们的所食而在那里停留。哈德斯诱惑饥饿的帕尔瑟福涅吃了6颗石榴籽，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帕尔瑟福涅必须1年6个月在地下去做哈德斯的老婆，而另6个月得以与母亲团聚。所以在一年的前6个月中，大地女神迪米特与女儿团聚，大自然开始孕育，发芽和生长，也就是春季和夏季；而后女儿必须去往地狱做冥王之妻6个月，母亲迪米特悲伤低迷，所以大自然也开始凋零枯萎，也就是秋季和冬季。各种版本中帕尔瑟福涅吃掉的石榴籽数目不同，也有说只有4颗，因为冬季只有4个月，而秋季还在结实，迪米特不可能心情不好。
總之这个神话故事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每次重温都深感其中的复杂和巧妙，正如石榴所孕育的象征意义：生与死，生殖与婚姻，重生与永恒……一切都在一种不可被任何实际介入者——不论是冥王、宙斯、迪米特还是帕尔瑟福涅——所主宰的循环之中。所以虽然石榴在这个故事中是帕尔瑟福涅必须滞留冥界半年的祸因，却似乎点明了一个女性作为妻子和女儿两种身份的必然命运，这种必然性是人类繁衍和存续的条件，正如四季悲喜交替一样，并无善恶的区分。
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纯粹从女性角度来解释这种人类必然性的故事，把春夏划为母女团聚的明亮优美公开的力量，把秋冬划为夫妻孕育结合的黑暗性感私密的地下力量。对此，没有一幅作品，能比1874年但丁·加布里厄·罗塞蒂所作的《帕尔瑟福涅》更能传达石榴在手的那一瞬间的诱惑、犹疑和决然。
古希腊的传统中，石榴还被作为天后赫拉的象征，她总被描绘成一手持有神杖、另一手奉献出一颗石榴的形象，这里的石榴代替了原来爱琴海三女神所奉献的具有麻醉效应的罂粟籽，反而象征着生殖和婚姻的力量。一些希腊方言中，石榴的发音接近于Rhea，这个发音也是赫拉母亲的名字。又一次，石榴在象征生死繁衍的同时，被寄托了母女之间某种传递着的女性神秘力量。
在犹太教中，石榴被人带给摩西以显示蒙选之地的丰饶，所罗门王根据石榴内部的结构设计了他的王冠。在基督教中，石榴也是一个与生死以及与母性相关的象征符号。圣母圣子像中，玛利亚有时手执一颗迸裂开的石榴，因为没有一种水果可以像帕尔瑟福涅手中的石榴一样，既可以象征着耶稣的死亡与受难，也同时意味着他的复活与重生。
在所有宗教文化传统中，最著名以石榴为象征的，莫过于亚美尼亚文化。亚美尼亚位于亚欧交界，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外高加索山区，自古就是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缓冲地带，因此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是不断遭到各种入侵和殖民；其二是文化上受到东西双方的影响。但亚美尼亚文化的基石是希腊传统而来的东正教。301年，为了不被波斯人的拜火教所同化，亚美尼亚王缇利达底三世定基督教为国教，所以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宗教的国家，数度被外来侵略者压迫也拒绝转信。石榴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亚美尼亚的自然特产，也是在宗教插图和艺术品中常见的形象。在今天亚美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石榴不仅仅是餐饮中的重要成分，也是日常瓷器的装饰，还是节假日要供在家庭神龛旁的水果，新娘结婚也要摔碎一个石榴以求多子。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1920～1990），就以亚美尼亚古代行吟诗人Sayat-Nova（1712～1795，其名意为诗歌之王）的生平为基础，创作了一部亚美尼亚的影像圣经《石榴的颜色》。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出生于乔治亚，父亲为古董商，母亲为音乐家，曾经在莫斯科电影学院求学，是塔可夫斯基的挚友。1973年12月，他被以“强奸一名共产党员，以及传播淫秽品”等罪名判处5年西伯利亚劳改。宣判前3天，塔可夫斯基紧急致信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说道：“在近10年间，谢尔盖·帕拉杰诺夫仅仅拍摄了两部影片：《我们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和《石榴的颜色》。……从艺术来说，全世界几乎没人能取代帕拉杰诺夫。他有罪，罪在他的孤独。我们也有罪，罪在没有每天想到他和发现一个大师的重要性。”这封信没有起到拯救的功能，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组织了一个团队来继续这个任务，其中除了塔可夫斯基，还包括伊夫·圣罗兰、萨冈、戈达尔、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最后终于在路易·阿拉贡和厄普代克的努力下，让帕拉杰诺夫出狱。而帕拉杰诺夫之后还两度入狱，最终得以发表的作品总共4部，《石榴的颜色》正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宗教电影，远远脱离苏联所倡导的新现实主义。他描述自己数度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超现实主义，我在高处，把社会结构看成一部电影。我在某些人眼中，就像是巴黎圣母院楼顶的怪兽雕刻一样，是个怪兽”。
帕拉杰诺夫同时是个画家，他自述绘画是做导演的基础，莫斯科电影学院在招考他们的时候就要求，“画”出他所想的一切。他一生都在收藏和创作绘画、拼贴，甚至玩偶，大多数与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传统相关。他同时也说，从《我们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开始，我找到了自己的电影语言，那就是关于上帝和爱的故事。他的电影精华常被用一个艺术史的术语形容为“TableauxVivants”（活的绘画）。“TableauxVivants”起源于法国，18世纪皇家贵族的庆典娱乐中，出现了由演员穿着戏服装扮一个绘画性场景的方式，由于这些演员会用固定姿态保持较长时间，所以被称为活的绘画。而《石榴的颜色》从头至尾，都是“TableauxVivants”的连缀，几乎放弃蒙太奇的特色，成为一本电影书。
说它是电影书有另一个原因，帕拉杰诺夫声称这部电影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亚美尼亚的宗教细密画。基督教细密画多用于宗教经典书籍的插画或装饰，因为最早的基督教礼拜仪式的传播是靠希腊和叙利亚的教徒们抄写在书籍上。从5世纪开始，亚美尼亚地区开始了翻译宗教经典的工作，刺激了细密书籍插画的发展。亚美尼亚的细密画始终保持着与拜占庭艺术，也就是希腊东正教传统的紧密联系，但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之间，所以也受到伊斯兰传统的那种非具象装饰性的很大影响，甚至通过蒙古与中国发生接触，吸纳了远东色彩。比如1288年的一个手抄本上有一张插图：年轻基督身旁的两头狮子有火焰式鬃毛，被断定为中国风格的狮子。
而亚美尼亚细密插画的色彩極为冲突，常常有大面积的粉红色或红色，与宝蓝和深绿对峙。基督教细密画被认为是不接受外来光源的非现实主义，“光”要从人物形象（也就是上帝本身）的内部发出来，所以光都是从内向外的，而不是透视学中从外到内的。帕拉杰诺夫说“我想要创造那种来自图画内部，来自形式，来自色彩本身戏剧性的活力”，就是描绘的这种内部动力机制的特点。而且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插画一样，他的每一个电影场景都充满宗教文化的象征和寓意。导演宣称：“如果一个人坐下来看《石榴的颜色》却没有一点背景知识的准备，他完全不会理解他看到的东西。”
《石榴的颜色》全片几乎是无声的，只有极罕见的背景音乐、画外音和对话，总共分为7个篇章：童年、青年、王子的朝廷、修道院、梦、老年、死亡天使和死亡。每一幕都几乎单独成为一幅构图完美的图画，或者设计精确的装置艺术：被切开的石榴渗出深红的汁液，慢慢在一块织物上渗出一个古代亚美尼亚王国的地图形状；一群青年修士身着灰色僧袍，不停地大口咀嚼手中的深红色石榴；亚美尼亚武士与蹲在肩头的宝蓝色孔雀接吻，小男孩在修道院晾晒的无数巨大经书之间躺下；美丽的死亡天使身着刺绣锦衣携一只基督教中象征生殖和胜利的活公鸡……而更多的是跟“石榴”作为象征符号相关的意象：孩子的出生，在修道院中受教育，母亲们制作馕和编织，与女性的相遇和欲望的产生、死亡的降临，最终以两个嬉笑的孩子带领诗人走向死亡/重生为结尾。
更奇特的地方是，整个片子最主要的职业演员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叫索菲克·柯瑞丽的女性，她一人分饰了影片中性别不同的6个主要角色，她既是诗人，也是诗人的爱人。帕拉杰诺夫曾经动情地说过：“导演是天生的，就像一个童年的游戏。……你不可能后天培养，在你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你就继承了某种东西，你母亲是艺术家，你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不论是帕拉杰诺夫对母性的迷恋，或者他自己的双性恋倾向，都暗示着《石榴的颜色》对父性强权的新现实主义的背叛，从视觉上根植于古老的拜占庭细密画传统，从心理上根植于更为古老的关于石榴的寓言，关于母性、妻性和生死的另一种不息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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