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蔡源县城有四条街，我们五年级的男生因此分成了四帮。
公安局、法院和武装部在南大街，都是腰里别着家伙的主。南街帮借此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等将来枪毙你个龟孙时，在俺爸耳边凑上一句，准装个炸子，非掀飞你的天灵盖不可！”那些年县城男女老少最爱看的就是枪毙人，剃光的脑袋都被炸子崩得稀巴烂。
东街帮个个手里拿着医用乳胶管，一端用线扎紧，一端套在自来水龙头上，一会儿就憋出个猪尿泡样的水球，手一松明晃晃的水柱能射出三五米远，专往女生屁股上滋，滋得女生一遇到他们，个个捂起小屁股。每当这时其他三帮心里暗骂，龟孙样，不就是戴白孝帽的老王八们在医院吗？
北街是工人阶级的街道，一溜烟密布着机械厂、面粉厂、榨油厂和副食品收购站。北街帮手里经常举着的不是白馍、核桃就是苹果。那帮王八蛋一个苹果能从上学啃到放学，还尽在人堆里啃，嘴巴咂得像拱食的老母猪。
我们西街帮最无奈，人人抱怨投错了娘胎。文化局、教育局、县高中顶个屁用，都是耍嘴皮子的货，要不是我当着班长且算术成绩好，考试时能帮个小忙，西街帮能否存在还真难说。
一九七二年初夏，县城下暴雨，冲塌了我们小学的土坯厕所。学校要求学生每人带一块砖重新砌个根脚结实的。南街帮不但不带，领头的周胖还大声嚷嚷，修什么厕所，男站女蹲，各叉各的腿，谁也不碍谁的事！其他三帮都带了砖放在了自己课桌里。可是等做完课间操回来交砖，南街帮个个手里都有了砖。为此，北街帮放学后和南街帮干了一架，我们东西两帮劝都劝不住。这样的事在我们四帮之间经常发生，但哪一帮都不敢禀告老师，老师一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首先告诉家长，一頓痛打之后，公理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我说，“我们得找个评理的。”
周胖推荐了县监狱管犯人的邢四宝，这人满脸横肉，一见面就把我们吓个半死。北街推举的是看粮仓的刘老邪，面善心慈，一口答应下来，但每判一案，索要香烟四支。东街帮选中了一个病怏怏的病号，白内障罩满了双眼，在医院刮了三次还是老把人看成没鼻没眼的鬼，之所以选他，美其名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西街帮认为县高中敲铁铃的驼背老郑合适，威武！郑老胳膊一抬，哪个不屁颠屁颠地随着他的铃声进教室。
四帮争执不下，最后我说，“不在四街找，在十字街找，不左不右最公正。”
我们四帮人一起在十字街晃荡了半天，最后在邮局门口发现了一个人，是个替人写信的。邮电局大门边上，摆着一张快散架的木桌，桌边放着两把木椅，一把写信人自己坐，一把待人坐。桌子前方耷拉着一块白布，白布用一块尺把长、两指宽、半寸厚的竹板压着，上面用隶书写着两个字：信人。
一
“啥球信人，不就是替农村不识字的写写破信，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像个木头桩子似的！”这话是北街帮领头管小虎说的。管小虎是县榨油厂厂长家老幺，整天一身棉籽油味，但班里女同学都爱往他身边凑，有股暗香。
县城人把农村娃叫乡瓜子，农村人则把城里孩叫街痞子。我们四帮街痞子对县城里的一砖一瓦了如指掌，更不用提每帮人都热衷的十字街了。十字街四角四家单位，西南角是新华书店，门前隔三差五敲锣打鼓迎接“红宝书”和“最新指示”，整天鞭炮纸屑崩得红红的一地；东南角是第一百货，里面除米醋只收钱外，其他东西都得配上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才能拎走；东北角是油条铺，门口整天围着一群竖着鼻子闻香气的乡瓜子，从油锅里向案板上夹黄澄澄油条的王麻子夹一会儿喊一嗓，“我说锅里油为什么耗得快，原来都是被你们这群鳖孙吸进肚里啦！”西北角就是邮局，我们唯独对其不感兴趣，家住县城，用不着写信更不用发电报。虽然不感兴趣，但我们都知道邮局大门口长年累月摆着张破桌子，从穿开裆裤开始，无精打采的木桩子就已经竖在桌边了。
我们一帮人走近邮局，信人正替人写信。
“他爹，石头打槐花时，从咱家屋后那棵老槐树上摔了下来，本来不想告诉你，熬个十天半月好了也就算了。前几天，一直在咱大队崔毛子那块瞧，吃了药好点，过会儿石头痛得又是满头大汗。从昨天开始，石头的肚子不知咋地肿了起来，像蒸馍的发面……”坐在信人身边的一位四十出头的妇女边说边哭。
信人说：“我不是你家石头他爹，哭有什么用，不啰嗦，拣主要的说。”
妇女用头巾抹去了眼泪鼻涕，接着说：“崔毛子讲，他瞧不了了，要到县城去看。去县医院看，光拿鸡蛋不行了，俺没有办法啦！俺今天给你去信，就是想给你商量一下，看看把家里三十多斤的猪娃卖掉中不中……”
信终于写完了。
信人说：“一共两张，一张一个鸡蛋，信封和信纸算在内。你可以自己掏八分钱到里面买张邮票，也可以拿两个鸡蛋在我这儿换张邮票。”
这时候李一急了，脱口叫了一句：“还不寄个快信，急病不等人。”李一爹是东街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话中的最后五个字是他爹经常挂在嘴边的。
“那快信多少钱？”妇女边问边看了信人一眼。
“两毛。”信人脱口而出。
最后，那位妇女还是从手提的竹篮里掏了四个鸡蛋给了信人，哭啼着走了。
周胖望着走远的妇女，冲着背影喊了一句：“小孩快死了，还舍不得用快信，心狠得和俺爹手下枪毙人用炸子的老仇一样。”
待一切平静，我把两颗大白兔奶糖放在了信人的桌子上。
正在往桌兜里放鸡蛋的信人停下了手，环视了站在桌边的我们一圈人，眯起双眼慢腾腾地挤出了一句话：“无功不受禄，老朽不吃嗟来之食。”
我们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只代人写信，写信分字密字疏。一张信疏者四分密者五分，无现钱亦可拿一个小鸡蛋或一个大鸡蛋来代，不收糖豆。”
“我们家都住县城，用不着写信，只想请你给我们评个理。”我说。
“大理到法院，小理找老师！”信人答。
“老师有个球用，每次都告诉俺爹。俺爹是个衅球，不管对错，上来就是两耳光！”管小虎解释。
信人不语。
“走，再找别的人。这老头磨磨叽叽，说话就这么慢，评起理来，理没说完，人都老球死了！”周胖等不及了。
一伙人都起哄同意再去找人。
我伸手去取回桌子上的两颗大白兔，刚要抓起，突然听到闭着双眼的信人口中叫道：“慢！”
我赶紧收回了手，我们一群人直愣愣地盯着信人的脸。
这一刻，我们才真正看清信人的脸。虽然打小在十字街玩，每次都能见到这个人，但谁都不会正经瞧上一眼，或者说想正经瞧也没机会。秋冬，他双手插在袖筒里趴在桌上睡觉；春夏，穿一件破棉衫扛着脸头枕着椅背睡觉。不睡觉时就佝着头，边听别人说边在纸上比划。
我们看清楚的信人应该五十大几，分头，瘦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牙齿白白亮亮，高兴不高兴一概板着长脸。让人不可忽略的是他的眼睛和眼镜。小眼，听人说话时眯起眼睛，低头写信时张开眼睛。圆镜，一根腿在，一根腿不在，用铁丝代替，听人说话时取下眼镜，低头写信时戴上眼镜。
“四颗糖豆！”信人终于开口了。
我们个个都笑了，看来我们遇到了个贪财货。我赶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两颗放在桌上，大声说：“不是糖豆，是大白兔！”
二
我们第一次找信人评理，是一周后的事。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边走边吵往邮局赶。离邮局门口还有五十来米，就看见信人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不再争吵，而是蹑手蹑脚走向桌旁，还有三五米远时，我轻声哼了一句：
“写信！”
没想到信人像触电一样站了起来，先是哗啦啦摇了两下头，接着慌忙在桌子上找眼镜，摸到后闪电般架在了鼻梁上，嘴里不停地嚷：“快坐，快坐！”
信人这种急吼吼的熊样与他平时板个老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心里想，这老家伙平常都是装大雅啊。想着想着，个个都哈哈大笑起来。
等信人看清来者，自己也笑了起来。边笑边骂：“唉，你们这帮光肚屁孩，不但耍了老朽，还惊了老朽的美梦。”说完这句话，脸又拉了下来。
“何事可评？”
西街帮的春生说话了。春生说，他同桌北街的二民是个球骗子，说话不算数。每次考算术前，二民都答应如果能让他抄最后两道应用题，第二天就带家里最好吃的给春生。
刚说到这里，二民抢话了：“我不是每次都带一个白面馍给你了吗？”二民话音一落，北街帮个个搭腔，都说自己看见了白面馍。
春生不慌不忙，接着说：“大前天上午二民确实带了一个白面馍，我也吃了。当天下午，二民带我到他家去玩，你们猜我在他家馍篮里看到了什么？半篮白花花圆鼓鼓的肉包子！”
我们西街帮一齐哄了起来：“北街的王八蛋分母分子搞不清，难道白面馍和肉包子也分不清？”
我们正在幸灾乐祸讥讽的时候，管小虎一伙呼啦啦扑了上来，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慢！”
信人一声大喝，震住了我们两帮人。
“既然让我评理，说明你们还讲理，再在我面前打架，都给我滚蛋。”除了滚蛋两字，信人这话说得很轻。轻归轻，听后，我们两帮各自松开了对方的衣领。
说完这话，信人坐了下去，眯起了双眼，不再言语。
两口烟工夫后，信人慢条斯理地说：“白面馍和肉包子不一样，考试跟考试也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我们小学有两种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我接茬。
“那就好！世上讲究论功行赏，功有大小，赏也应该有大小。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哪个重要？”信人晃着头又提了个问题。
“当然是期末考试重要了。”学习委员李一回答。
“那就好！现在断案，春生、二民听判。”
信人说完这话，不但春生、二民俩人竖起了耳朵，我们十几个人大气也都不敢出，生怕漏掉一个字。
“第一，二民不抄春生的应用题，什么都不用给春生带。”我们一听，原来是一句白痴话，便一齐笑了起来。
周胖急了，喊：“这不都是废话，不抄还带个屁东西。”
“慢！”信人道。
“第二，二民一定要抄春生算术，期中考试带白面馍，期末考试带肉包子！”
信人说完第二点，二民和春生笑了，我们笑了，信人自己也笑了。
笑声中二民和春生当着信人和我们四帮派的面拉了勾。
看完二民和春生拉勾，我们一帮人没有回家，而是围在信人桌边看他写信。这次坐在信人桌边另一把椅子上的是一名满头大汗的女瘸子。
从女瘸子与信人的对话中我们听明白了一切。瘸子是我们县最东边岸沟公社的，离县城六十多里，走了一天才赶到的。她不是为自己写信，是代她弟媳妇来写信，信是写给在山西大同下煤窑的弟弟。
“翠芝又生了个闺女，这几天一直在家哭，说是对不起老陈家，不吃不喝已经两天了。”说完这话，女瘸子打住了，回头望了我们一眼，用商量的口吻道：“小兄弟，你们能不能远离一点，我说点女人话？”
“他能听，我们就能听！”李一边笑边看着信人说。
“没事，这家伙经常把他爹的医学书偷来给我们看，我们啥都看过。”周胖指着李一的鼻子，一脸坏笑。
女瘸子无奈，不得不接着轻声说了起来：“这次接生还是村里吴柳花剪的脐带。三天了，每天都流一裤裆血，不知道咋的？妹子又不吃不喝，脸色白得像窗户纸，早上说话都不清楚了，我们又劝不了。大毛，你就少背几筐煤，快乘车回来吧……”
女瘸子絮絮叨叨，信人一口气写了一张半，最后落了写信人的名和时间。女瘸子赶紧从头巾里拿出两个鸡蛋和一张八分邮票，放在了桌上。
“还有鸡蛋吗？”信人问。
“就带了两鸡蛋和一张邮票，邮票还是大毛买好放在家里的。”女瘸子答。
我们一帮人很是吃惊，信人真不是东西，一张半的信给两个鸡蛋已经赚了半個，还问人家有没有鸡蛋，我们都等着信人最后还说什么。
“没有鸡蛋怎么办呢，不够啊！”信人又板起了老驴长脸。
“老先生，不是讲好一张信一个鸡蛋吗？”女瘸子紧张了起来。
我们也都紧张起来，个个半张着嘴，紧蹙眉头，我们要到最后说话。
信人眯起了双眼，桌子四周一片寂静，静得让人发慌。
“不能发信！”信人睁开眼，从嘴里蹦出四个字。
“什么？”我们十几个人一齐惊叫。
“要发电报，信太慢，等信到了，你家兄弟也就用不着回来了。”信人斩钉截铁地说。
那份加急电报一共是两毛一分钱。信人用一毛八买去了两个鸡蛋和一张八分邮票，最后自己又贴了三分钱帮那位女瘸子在邮局下班前发走了电报。
四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那封没有标点的电报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翠芝生孩血流不止接电速归”。
三
五年级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周都去信人那里评理。
需要信人最后拍板评定的事项五花八门。比如我们西街帮认为扎着两个羊角辫，穿方格褂，长着红扑扑小圆脸的赵小菊好看；而以李一为首的东街帮却认为上穿白色衬衫，下配深蓝细裤，瓜子脸的李仙鹤漂亮。再比如，假设学校取消一门课，哪一门课应该首先被消灭？南街帮认为是语文，而北街帮却认为是数学。现在回忆起来，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四帮人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
有时我们四帮在一起玩得也挺好，没有那么多的争论让信人来评理。这种情况下我们照去信人那里，问一些不敢问老师和家长的问题。
“《平原游击队》中的双枪李向阳撂倒小日本时先拔左枪还是右枪，射出的是炸子还是尖子？”这是周胖的问题，这个龟孙一天到晚嘴里离不开夺命的家伙；李一有点阴阳怪气，经常偷来他爹的手术刀在小个同学面前晃来晃去，“小心我阉了你！”他的问题有点粗鲁，“我把春生这个小王八蛋阉了，王八蛋没有了蛋，该变成王八了吧？”管小虎每次的问题都恶心人，但他在我们四帮中吃得最肥，个子最高，在他面前我们个个敢怒不敢言，“俺爹身上的虱子成群，俺娘每天晚上都给他逮，逮着的虱子俺爹用纸包起来，第二天让厂里的大闺女挤，挤一下，咯崩响一下，他就咧嘴笑一声。请问老先生，虱子是从俺爹屁股沟里爬出来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从来不问，嫌在信人面前丢红小兵的人，我的问题都是有文化人才问的：“我们县豫剧团演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演阶级斗争戏《一棵树苗》，都是国民党匪兵和地主分子正准备举枪举刀时忽然神兵天降，救起了柯湘和大根，如果真的料事如神，他们前边怎么会被坏人抓着？”
对于我们的大部分问题，信人总是眯起小眼睛，想半天还是一筹莫展，哼哼哈哈搪塞我们一阵算是了事。这时候，管小虎嘴里总是不干不净地来上一嗓：“你写了一辈子信，除了听农村来的破娘们哭几声，还知道个球啥！”信人听完管小虎的话，先是摇摇头，然后不言不语、不急不慢地把手插进袖筒，趴在桌上睡起觉来。
就这样，忽忽悠悠到了一九七三年，我们一帮人上了初中。
四帮人仍然聚聚散散，打打闹闹，一会儿一颗糖分成八块，一会儿为一张电影票打得头破血流。这也不能怪我们，县城巴掌点大，用管小虎爹的话讲，一泡尿可以绕着城墙浇三圈，四帮人不在一起玩还能和谁玩。
初中位于县城东街，我们西街帮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路过十字街，信人还是那个孬样，有人坐在他对面时，两个小眼闪着贼光，没人写信时，一年四季闭眼睡觉，好像大街上造反派红卫兵的锣鼓和口号都是为别人响的。有一次，我们实在看不过去，就把抓来的花肚子马蜂掐掉翅膀，放进了他的脖子里，我们一群人躲在邮局五米外的报栏后面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三分钟后，信人呼腾一下站了起来，一边嚎叫一边脱棉袄，看着他一身肋骨凹凸的光膀子，我们个个心里感到无限的得意，“老懒蛋，还让你睡！”
还有一件解气的事情，可惜不是我们西街帮的杰作，是南街帮干的。县里在我们中学操场开过万人审判大会后，幾十个罪犯先是五花大绑，然后用大拇指粗细的尼龙绳一个接一个套着脖子排成一列，沿四街游行。周胖爹戴着墨镜坐在三轮摩托车上开道指挥，后面跟着几排穿白制服，腰里别着盒子枪的公安护卫。那场面，是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美景，也是周胖最炫耀的时光。周胖不止一次在我们四帮人中说过，要是每月响几个炸子，每星期开一次审判会该有多好！当队伍经过邮局门口时，我们看到了信人，他竟还趴在桌子上睡觉，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周胖率南街帮，带着墨汁和毛笔，趁信人趴在桌上睡觉时，把白布上“信人”两字中的“人”字加了一横一点，变成了“信犬”。当天路过邮局的人没有一个不捂嘴嬉笑。
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信人没有一次发现是我们干的，还是对我们很客气，还当我们的评理人，直到这年十月。
这年九月，辽宁的张铁生高考时交了一份白卷，在全国炸开了锅。我在县高中当校长的父亲在家里气得摔了茶杯，“学生交白卷，就像庄稼人种白地，成何体统？”但报纸上可不这么说，说张铁生是英雄，我们县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也这么认为。一夜之后，县城初中和高中的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题目大致雷同：向张铁生叔叔学习，我们也要交白卷。终于有一天下午，初中的两个年轻老师把我们四帮人约了去，“你们这些家伙平常狐假虎威，难道在大是大非面前胆小如鼠？”我们当然不会，傻瓜才愿意坐在教室里算什么一元一次方程！按照老师的教导，我们一个晚上写了三十多张大字报，个个歪歪扭扭签了大名，准备第二天贴到四街去。
第二天上午，我们十几个人没有上课，从东街开始贴起，经过十字街准备去西街贴时，碰到了信人正在给一个老头写东西。
“看看我们的大字报，比你哭哭啼啼的破信强一百倍！”我说。
信人停下了笔，我们把大字报铺在桌前地上让他读。他眯起眼睛读了起来。
“这个大字报应该由我来写。”想不到他这样说。
“除了写些破信，你啥球事都不管，还写大字报。张铁生知道吗？英雄！”李一说。
“张铁生交白卷，好啊！你们交白卷我也高兴，我巴不得天下人都交白卷，都不识字，这样我的桌前不就排起长队了吗？”信人回答。
我们一下愣着了。
“不过我可给你们说清楚，等我写不动了，你们十几个屁孩可得坐这写信，否则，不识字的人家里出事谁球管！”信人嘴里竟冒出了粗话。
“我们才不替你写球破信！”周胖喊道。
“那谁写？你们看这位，从城南十八里铺来的，儿子丢了，村里连个能写寻人启事的都没有！”信人边说边指着老泪纵横的老头。
“我说，小兄弟，你们都是白面馍肉包子吃撑了，别在这胡球闹了，俺吃了一辈子不识字的亏。俺要能识字，还掂着五个鸡蛋跑十几里路到县城来？”老头说。
最终，我们一帮人经过讨论，为了今后不替信人守个破桌子写信，一天到晚尽听些倒了八辈子霉才遇到的晦气事，把剩下的大字报拿到北街废品收购站卖了四毛钱，买了八根冰棒，两个人一支分着吃了。
四
升入初中二年级后，我们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每次去信人那里评理或者提问，如果他那里有人，我们就堆在几米外的报栏前读报，打发时间，等待信人空闲下来。我们读报，可不像那些门牙掉了几颗的老头老太，背着双手，皱纹密布的枯脸贴在玻璃上，半天放不出一个响屁。我们读到兴奋的东西，都会大声朗读，像家里哥哥姐姐在批斗会上读发言稿一样。
“我们蔡源县今年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全县十八个公社新建桥梁二十座，幽甲十二座……”李一念道。
“不是幽甲，是涵闸！”信人停下手里的笔，大声朝我们喊。
“我们县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制定了关于大搞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在广大农村开展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政策宣讲和知识宣传活动，举办科学避乃、结扎、上环等讲座三十七场……”周胖读道。
“是避孕不是避乃！”信人又停下笔，冲我们嚷。
“那请问老先生，啥叫避孕，又咋个避法？”周胖接着信人的话甩了一句。
整个报栏前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正在哭诉的老太太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回家问你妈去！”信人板着老脸，吼了一嗓。随后的几天，每天我们上学一见到周胖，都会问上一句，“你妈咋个避乃？”话音刚落，每人都会吃上那个南街王八蛋的一个响亮耳光。
初二下半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县城开展得热火朝天，县城和农村看得见的墙壁上都用排笔刷满了白色标语。我们上语文课，一半时间老师是读当天的报纸。期中考试语文第一道填空题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校如（）如（）地开展，其中林是林秃子，孔指的是（）”。对这道题的前两个空格，我们四帮人的答案高度一致，都是“如火如茶”，最后一个空格则一个秃子一个亮法，有孔子、孔丘、孔夫子、孔老二四种。
过了三天，试卷发下来了，标准答案为“如火如荼、孔老二”。血气方刚的年轻语文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掂着耳朵请到了讲台上，破口大骂起来：“什么如火如茶，茶越喝越淡，表明我们的运动正在走下坡路，这样回答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还有对坏分子和阶级敌人，怎么能用他的臭名！”
我们有点委屈，不敢告诉家长，就捂着通红的耳朵去信人那里诉说。信人本来正眯着眼，听了我们的话竟睁开了小眼，这是我们极少遇到的。信人一个一个把我们看了一遍，突然大声冒了一句：
“把如火如荼写成如火如茶是笨蛋，把孔子写成孔老二是孬蛋！”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信人给我们讲解了如火如荼的含义，和我们语文老师解释的一模一样。讲完后，他还不让我们走，逼着我们一个一个用如火如荼造句。二民说：“批林批孔开始后，我们家肉包子里面的萝卜丝越来越少，肉末越来越多，好日子真是如火如荼啊！”李一说：“虽然来找俺爸看病的人如火如荼，但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每次都坚持号革命脉不偷懒，开革命方不潦草……”还有管小虎也造了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我们家也得到了验证，俺爹身上的虱子原来如火如荼，现在却越来越少，闲得俺娘都快变成神经病了！”
造完句，我们个个期待信人的表扬。没有想到，信人却慢慢悠悠地来了句：“如火如荼这个词本身用得不孬，但整句听起来咋不像人话！”
初中快毕业那阵，由于没有升学考试，课都上完了，我们比平常还闲。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我和周胖、管小虎、李一四个人说起了“三句半”。李仙鹤、赵小菊在台下坐着，我们四个一个比一个演得卖力。周胖敲着腰鼓先出场，说：“批林批孔好！”管小虎打锣，接茬：“批林批孔好！”李一第三个出场，悠扬的梆子间隙，喊：“批林批孔好！”三人演毕在舞台中间站成一排，这时我双手捧镲上台了，先是咣当一声脆响，然后大声吆喝道：“就是好！”我们在县城四处演出，场场受到热烈鼓掌，一次我爸在街上无意间看到了我们的演出，看了两眼就摇着头走开了。我们才不管他个老顽固摇不摇头，照演！我们还把一场演出专门安排在邮局门口，本来是想演给信人看的，想改变改变他对我们这帮街痞子的印象，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了几个破鸡蛋竟没有抬头瞧我们一眼。
除了演出，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敲锣打鼓去汽车站欢迎和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城市来的男男女女个个上身的确良衬衣，下身涤卡蓝裤，腳蹬白色回力牌球鞋。他们的打扮整天晃得我们个个心里憋屈，回到家个个在爸妈面前磨叽，我们也要的确良、涤卡和白色回力。磨了三天，父亲烦了：“天天在街上没皮没脸晃荡，正经事不干一件，只要你的作文除一个如火如荼外，还能灵活运用第二个成语就给你买！”我两个姐姐听完后，一起吐舌头，羞得我在家半个月没有抬起头来。
受到羞辱后，我经常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信人旁边看他写信和听他念信，其中尤其注意成语的出现和用法。去的次数多了，我逐渐摸清了信人的套路。信人写信，第一句称谓比如“敬爱的老舅”、“爱戴的二姨”、“吾夫毛蛋”、“你个老不死的”等等五花八门，开头顶格，冒号收尾。第二段另起一行，采用“您好”或“你好”两种问候语，开头不是顶格，而是空两格后用感叹号打住。信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从第三段才开始，并且开头也空了两格。信结尾信人一概用加感叹号的“遥祈平安”四字，并且分成两行写出。
信人的这些套路和他的成语帮了我的大忙。初中毕业考试时，作文题是写封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慰问信，这下可被我逮着了。除了信人的格式一点不变照搬外，还一口气用了“夜以继日”、“蒸蒸日上”、“鞠躬尽瘁”三个成语，除老师把“遥祈平安”改成“此致敬礼”外，竟没动一字油印了四百份送给了县知青办。一个星期后，我换了装，上身的确良衬衣，下身涤卡蓝裤，脚蹬白色回力球鞋。
照完毕业照，离开东街初中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西街帮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十字街，大家统一好了口径，要告诉信人我们初中毕业了，长大成为革命接班人了，今后不会打架斗殴了，因此也就不再常来十字街麻烦他老人家了。我们个个心里想，这次信人也一定会睁开他那双小眼，来上句终于懂事了，不孬不孬之类的话。
离邮局十几米远，我们看到这次虽然桌边没有人，但信人却在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这是我们几年来从没有看到过的。我们轻手轻脚走到信人背后，踮起脚尖看了起来。信人没有发现我们，还在埋头写着。待我们看清后大吃一惊，原来信人在写信。信的第一行写着：
“吾妻小白，一别二十八年，胖乎瘦乎，热乎冷乎？”
正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时，信人听到了我们的呼吸声，扭过头来发现了我们，赶忙合上了信纸，一脸苍凉。
我们原来想说的话这时候都忘了个精光，个个好奇心十足。
“这信写给谁的，没有鸡蛋你不是白写吗？”我问。
信人无语。
“我们都初中毕业了，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内容，我们不对外瞎讲。”二民说。
信人还是无语。
我们一连要求了好几遍，信人就是不让我们看下面的信。这使我们非常生气，一个破老头，还神经兮兮地遮着掩着，值当吗？
“吾妻小白，一别二十八年，胖乎瘦乎，热乎冷乎？”我们一群人上蹿下跳，嘻嘻哈哈地大声吆喝起来。
邮局门口的读报人个个狂笑不止。
“吾妻小白，一别二十八年，胖乎瘦乎，热乎冷乎？”我们边走边吆喝。
走了十几米远，我们仍然没有停止，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远处的信人突然举起信纸遮面，嚎啕一声大哭起来。
五
我们四帮人升入高中后，聚在一起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少，讲粗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加上我家住在西街县高中院内，去十字街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我们偶然碰在一起聊天，喷的都是周胖和管小虎的事，或者说开他们的玩笑。周胖背着我们给李仙鹤偷偷递了纸条，上面写着“东街电影院今晚放《闪闪的红星》，我买了第一排中间一号二号的票！！”结果李仙鹤还真去了，去之前还抹了雪花膏。还有大个子管小虎，每隔两天就把一包爆米花放在赵小菊的桌兜里，没有想到，我们崇拜的赵小菊原来是个贪吃货，吃着吃着就和管小虎拉起了手，气得我们两个星期半夜里老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毛巾已经掉在了粪缸里，还能用来擦嘴？最后我们想开了，想开了我们就问管小虎，除了拉手你们还做了什么，赵小菊有没有给你逮虱子？
偶尔家里来了乡下客人，我去十字街油條铺称油条或者去百货商店打米醋，路过邮局门口时，会看到信人坐在那里。有时他正全神贯注写信，我上前叫上一声，他便抬起头看上一眼，说句“又长高了，都成大小伙子啦”之类的话之后，又趴在桌上写将起来。如果没有求信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趴在桌上睡觉，我也就不好出声叫醒他。就这样不热不冷地和他见面打招呼，没有发现信人有大的变化，只是他的双眼每次都是红红的，像害了烂眼病。
一九七五年“五一”劳动节，父亲让我去新华书店为学校买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挂图和唱片。路过邮局门口时，看到的一切使我大吃了一惊。
邮局门口一个人正在给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写信，但那人已经不是昔日的信人了。
我站在桌边十来分钟，竟没有说出一句话。
“大兄弟，有事吗？”新信人停下笔，问我。
“没事！”我说，但我还是没走。
又过了十来分钟，新信人又抬起头来，问我：
“大兄弟，有事吗？”
“老先生，原来那位写信人呢？”我开了口。
“眼不行了，写信老错行，收不到鸡蛋回农村老家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豫南发了一场大洪水，三天三夜瓢泼大雨后，几个水库溃坝了，广播和报纸上叫“七五·八洪灾”。除了地势高的县城没有进水外，下面的各个公社一片汪洋。大水退去两天后，县城挤满了逃难的一群又一群灾民。县高中教室和大礼堂内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厕所不够用，大人小孩随处就地解决，整个校园臭气熏天。
我跟在父亲学校老师的后面打下手，现在应该叫志愿者，每天一刻不停地用脸盆往大礼堂里端汤面条。我端到哪，马上就有一帮人举着碗围上来，个个像饿狼一样。往礼堂西北角我已经来回去了二十多趟，吃完第一碗的人又挤了上来，直到食堂大锅见底为止。
当我筋疲力尽端着空脸盆从礼堂西北角出来时，突然听到萎缩在墙角里的一位老人轻轻哼了一声：
“还有碗面条吗？”
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我听起来是那么地熟悉。
“还有碗面条吗？”
是信人，是我快一年没有见到的信人。
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我眼里噙泪，蹲了下去，说：“信人，你睁眼看看我是谁？”
“看不见了，大兄弟，给我碗面条吧，稀汤也行！”
高中毕业的当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四帮人都参加了高考。一九七七年秋季发榜，我和李一榜上有名，管小虎和周胖名落孙山。他俩按政策接了父母的班，管小虎在榨油厂负责收棉籽，一身暗香没有了，浑身整天白花花的。周胖去了南街监狱，给过去我们害怕的邢四宝当了徒弟。后来每次见到周胖，我都会说，“等将来枪毙我时，看在我们一道做了十几年街痞子的分上，别用炸子，给我留个全尸吧！”抱着胖小子的周胖听后，总是一脸苦笑。报大学志愿时，李一报了省会的医学院，我想了整整一个通宵，最后报了邮电学院通信专业。
一晃三年过去了。
大学三年级暑假回家，周胖和管小虎各自带着大肚子李仙鹤、赵小菊请别着大学校徽的我和李一去东街新开的“蔡明楼”吃饭，我们一行说说笑笑路过十字街邮局门口时，遇到了我一生都不愿再回忆的事。
一个信人在给一个佝着头穿得破破烂烂的老人写信，桌子上放的不是鸡蛋，是一个小布袋。
“这袋玉米只能写一张，快点说！”写信人吩咐求信人。
“大兄弟，规矩俺懂！”蜷曲在椅子上的老人答。
“知道了就快说！”写信人催。
颤颤悠悠的老人这时张开了嘴，有气无力一字一句地吐了出来：
“吾 — 妻 — 小 — 白，一 — 别 — 三 — 十 — 三 — 年！”
我们六个人愣在了桌边。
天啊，是信人。
“胖乎瘦乎，热乎冷乎？”我们随他一齐喊了出来。
“胖乎瘦乎，热乎冷乎？”我们哭着一遍又一遍地喊了起来……
原载《钟山》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