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被抽调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农村社教队，来到了群山环抱的靠山村。房东高大娘是位退休老教师，满头银发，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身体很好，精神头儿也很足。也许是一个人寂寞，她总愿在中午和晚上到我们这边来坐坐，闲谈一会儿。一天夜晚，大雪封山，我们工作队几个人坐在大娘烧得热乎乎的炕头上，又扯起闲篇来。
突然，从墙角处窜出一只硕大的老鼠，吱吱叫着跑到了外间。我这人天生怕鼠，陈慌失措地叫道:“大娘，家里没有鼠药吗?你看那家伙多猖狂!”于是话题扯到老鼠身上，大家都说这家伙太可恶了，应该斩尽杀绝。
不料高大娘坚决反对我们的“高见”，她说人类其实是最自私的动物，为什么把老鼠列为“四害”，不就是因为这小东西侵犯了人类所谓的利益吗，可这地球并非人类的私有财产，人类要生存，其他动物也要生存。
比起生存环境的破坏程度，人类简直不知要超过老鼠多少倍，又有什么权利指斥鼠类呢?世界上有超级大国，如果在动物界评“超级大害”，够条件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一席话说得我们这些党政干部面面相觑，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但又很难从情感上接受。见此情景，高大娘说：“我还是给你们讲一段真实的故事吧。那是三十多年以前，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家户户都在节衣缩食，可仍然经常出现断炊。”
“那时我丈夫在城里上班，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孩子，儿子刚满四岁，女儿正在哺乳，我在这小山村里当民办教师。家里缺少壮劳力，日子当然更清苦。
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家里的面缸又见了底。望着两个熟睡中的孩子，我长时间难以入梦，脑子里乱糟槽的，不知想些什么。
大约半夜时分，忽听从外间屋传来一阵‘刷拉刷啦’的声音，我慌忙点亮油灯，声音停了下来。可只一会儿工夫，又‘刷拉’起来。难道进来贼了?
我披上外衣，举着油灯大着胆子来到外间，四处看了看，门关得好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啊!就在我停顿的一瞬间，那声音又清晰地传了过来。这次我听清楚了，声音是从面缸那儿传来的。
原来一只大老鼠窜到没盖盖子的面缸里，爬不出来了。我真是又气又恼，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喝西北风了，你还来凑热闹，连缸里的几个米粒都不放过，还害得我半夜里受这份惊吓，我转身寻来长长的烧火棍，要把这可恶的老鼠送上西天。
但当我把棍子高高举起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老鼠两只后脚立起来，前爪抱在一起;像人一样向我作起揖来，一边吱吱叫着，绿豆大的小眼睛里好像还挂上一层亮晶晶的东西。难道这家伙通人性?
人分好坏，难道鼠辈也有好坏之分?在这大雪封山的夜晚，它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呢，如果家里还奶着孩子那可就更艰难了。想到孩子，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无论如何，先饶它这一次吧。我把棍子竖到缸里，那家伙敏捷地蹿上来。到了缸边，又冲我作了一下揖，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情急之下出现些怪异现象也不足为奇。十几天后，我放学刚回到家，就听见屋里两个孩子兴奋地大喊大叫。推开门一看，天哪，那只大鼠领着七八只刚会走路的小鼠正在床下玩耍，儿子和女儿趴在炕边上高兴得手舞足蹈。
听到我进门，大鼠忙赶到我脚边，又双爪合拢作起揖来，好像在感谢我上次的不杀之恩呢。当时我有些好奇，但对老鼠还是没有一丝好感，就把脚一跺大声说: “快走快走，我们家不欢迎你，再不要来了。”大鼠似乎能看出我不高兴，吱吱一叫，领着孩子跑开了，以后果然好长时间没有再次出现。”
“过年的时候，丈夫回来了。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他认为我在编故事，说什么也不肯相信。我也无法证明什么。谁知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丈夫相信了这一切，也使我彻底改变了对老鼠的看法。”
“丈夫这次带回了一百元钱，这是他几个月积攒下的工资，也是我们母子半年的口粮钱。我把它用手绢里三层外三层裹了个严实，放到一个加锁的小盒子里，然后藏到柜子的最里面，可还是差点出了大差错。
那天是腊月二十五，白天我和丈夫忙着准备过年的东西很疲惫，夜里睡得特别香。睡梦中一声大叫把我惊醒，模模糊糊看到柜子边有个人影。我—边捅醒丈夫一边点上灯，这次看清了，原来是村里的二流子，只见他手里拿着放钱的那个盒子，转身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