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三楼苏成捷（Matthew H.Sommer）教授的办公室里，被熟悉的中文包围着，被玻璃门外的红瓦露台和土黄色的墙面拦隔着，就好像突然来到一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岛屿。用苏成捷自己的话来说，他从事的领域对一个像斯坦福这样以理工、科技著称的学校来说就像一个精品店，不热闹但也不可缺少。他的领地是清代历史。更确切地说，清代法制史。
1990年，苏成捷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时，在导师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研讨课上，他第一次接触到清代法律案件。清代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法制法令走向成熟健全的时代，保留下来的法律卷宗很多。但这些资料却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没有什么专门研究。这是律令如何实施的第一手资料，刑事案件中对当事人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详细描述简直就是一部微观社会史。在几千个现存的法律案件档案中，苏成捷注意到有很多涉及性别与性问题的案件。“就在那堂课上，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感到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接下来的25年里，苏成捷逐渐成为清代法制史领域的中坚，主要运用法律案件和其他资料进行婚姻、性别、生育、性犯罪等方面的研究。在当初，即使在西方这也是一个不受重视，或者说经常被误解、被轻视的领域；在中国深厚的儒家传统中性犯罪等问题更是正统史学不会触碰的禁区，即便是婚姻、家庭和情爱之类的社会风貌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中也少有记录，人们大都只能通过小说、传奇故事来体察清代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不过这些描写的多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层社会生活，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全景仍然知之甚少。苏成捷的研究在运用法律档案研究社会史、尤其是下层平民的历史方面打开了崭新的思路；而对清史研究甚至是历史学来说，他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局限，将视野拓展到从未被探究过的领域、拓展到几乎被历史湮灭的普通人，意义深远。
今年苏成捷将有两部著作面世。一部是他在2000年出版的《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的中译本——《清代中国的性、法律、社会》，这部从法律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的著作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探讨清代社会一妻多夫现象的英文著作将在9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个题目苏成捷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和《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等。一提到中国传统婚姻形态，我们通常会立刻联想到妻妾成群、包办婚姻，但这些文章揭示出传统婚姻体系中不为人注意的具体表现为招夫养夫、卖妻、妻子卖淫的一妻多夫现象。这些由于贫困、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而造成的穷人的一妻多夫其实和富人的一夫多妻同样典型。这无疑是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贡献。
对苏成捷来说，“那些生活在乡村、身处底层社会的流浪汉，或者说‘光棍’，还有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都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这些小人物是我的‘主角’”。在写作《一妻多夫》的同时，苏成捷的下一部著作也已成型，探究清代的男同性恋关系及其对男性认同的影响。同样，苏成捷关注的不是梨园或宫廷内的同性关系，而是平民中的这一现象。由于清代的女性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农村地区及城市周边有很多没有财产、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或光棍。虽然历来为学者忽视，但这些社会底层男性亚群体内部的同性或一妻多夫关系成为一个特殊的现象；通过揭开它们的面纱，像苏成捷这样的学者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和思考：清代不仅有紫禁城、康熙、乾隆、《红楼梦》，也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还有众多无名的老百姓，他们挣扎、困顿，用尽各种方式生存。
无论从学术本身还是从社会认知度来看，清代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海外汉学从19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学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正逐步去除“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不再拘泥于西方殖民对中国的冲击，转而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动因，也出现了大批研究明清史和近代中国的汉学家。苏成捷作为年轻一代，试图打破 “大历史”、大全景的阐述，转向地方史、社会史和普通人。他视角独特，选题石破天惊，但绝不哗众取宠，用严谨丰富和多样化的史料，用平实的叙述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现实。在完成清代同性关系的著作之后，苏成捷还有一个计划：重构清代法制体系。由于现有的清代法制研究大都着眼于基本律例和静态的执法架构，苏成捷希望为我们构建一部既有法律体系，又有具体案例审理、有人物生活其中的清代法制史。这对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和改革基本从苏联模式发展而来的中国司法体系，传统也许是最好的灵感。历史和现实之间深层的连续性要求我们不断深入了解过去，而清代作为近代中国的源头可以为很多当代社会问题提出启示。
去年夏天，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讲座上，苏成捷向30多位中国学者介绍了他在《中国乡村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日常节育抑或应急措施？》（Abor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Routine Birth Control or Crisis Intervention？）。由于事先就把中英文章都发给了与会者，讨论非常热烈。来听讲座的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从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出现过的话题感到很意外，或许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但专业训练让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一研究的独特性和价值。通过大量法律诉讼案中相关的实例、传教士留下的记录、临床报告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苏成捷反驳了堕胎在晚清时期是一种安全的日常节育措施的观点，指出这种做法对身体的危害和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的无奈。对中国所有成年人特别是女性来说，这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本，它揭示了一段被隐蔽的身体的历史。
在从黄宗智到苏成捷的一脉相承的清代法制史、社会史研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使用清代司法档案，研究的问题也涉及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妇女的社会地位、民间婚俗、休妻到犯奸案等，成为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不难看出，现代学术对学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已经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在各个领域难以逾越的前代建树面前，在看似已经穷尽的方法和结论面前，后来者需要有超凡的想象力和勇气，不断寻找新的道路和突破点，留下自己的印记。回想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每天坐着轻轨从北加州东湾的佛里蒙（Freemont）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中文时的情景，苏成捷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把两种爱好——中文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变成职业，并且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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