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老臣
光绪二十六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则是庚子年，历史标签为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圆明园里的洋人们的狂欢尚未落幕，但这道谕旨的颁布，却已经为之后的清末新政打开了缝隙。
张之洞虽然身在湖北，但凭借着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早已从袁世凯等人处提前知道了新政的消息，故而，他对谕旨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精通宦术的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最想知道的，其实是这一谕旨的倡议者是谁，朝中具体有哪些人赞成，这可以帮助他确认朝廷是否真的想要变法。
很快，张之洞的情报网就得出了结论：新政出自“圣意”，是慈禧提出来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均表示赞成，谕旨甚至还是由荣禄的门生所起草的。这些信息，本来已经足够充分，可以让张之洞确信：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随后收到的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报却让张之洞出了一身冷汗。
王之春在电报里说（译文）：“我得到朝中军机章京们的密报……告诫我们，在回奏如何变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偏重西学……以中国古代思想立论，或许不会招致圣怒。”
要变法，却又不能偏重西学，朝廷的态度让张之洞一头雾水。为了确认王之春的情报是否属实，他特地给姐夫鹿传霖去了一封电报。鹿传霖在回电里否定了张之洞所谓的“小道消息”，但同时又委婉地劝告道（译文）：“谈论新政，不必拘泥于西学名目，以免授人以柄”。显然，鹿传霖变相地肯定了王之春的情报。
空欢喜一场的张之洞在给鹿传霖的回电里慨然长叹（译文）：“果然如此，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大变西法这一条出路。”
鹿传霖的忠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张之洞此后虽仍然主张大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相当地谨慎和收敛——枪打出头鸟，所以他告诫王之春，千万不要急于给朝廷回奏，先看看别人怎么说。
可以想见随后张之洞回奏的内容，除了敷衍，还是敷衍。而敷衍，则意味着绝望。
日记里的秘密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在这方面，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他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职责是侦查中国长江流域的军情。1897年，他曾在武汉面见过张之洞，之后二人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在一封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张之洞曾这样说道（译文）：“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秘密告诉我，他此行其实奉有日本政府的密旨，前来商议中日联盟之事……”可见二人关系一度相当密切。
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的参谋本部工作，能够获悉日本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暴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企图抛弃清政府，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的秘密用心。
宇都宫日记1900年6月28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此日（二十七日）夜半时分，与钱恂（张之洞的心腹幕僚）会面，谈及时事……其间，钱恂言道：张某（即张之洞）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此时八国联军正向北京挺进。在张之洞看来，北京城里的老太太极有可能就此和清王朝一起走到命运的尽头，为保国计，他不得不未雨绸缪。
7月6日，宇都宫日记下又有这样的记载：
“七月六日，天气阴。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五千挺……”（注：张彪、吴元恺都是张之洞部将）
慈禧天真地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将欧洲列强尽数击溃，但眼界更为开阔的东南各地督抚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的这一举措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为了救国势于累卵，在拒绝北上勤王的同时，地方大员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当刘坤一和盛宣怀们主张“东南互保”的时候；李鸿章在犹豫两广独立的时候；坐镇湖北的张之洞已经走出了很远，他希望联合东南半壁的督抚们，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援，脱离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权。
诡异的日本之行
宇都宫太郎日记并非孤证，张之洞长子张权的日本之行同样透漏出了他曾试图抛弃清政府，组建新政府的隐秘用心。
张权是在庚子年春夏之交，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的。目的在于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加强与日本方面的联系。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而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显然，张权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前探路，探探东京的政治风向。在给张权的电报里，张之洞曾极为焦急地询问道（译文）：“京城里的种种事情实在难以理喻，总理衙门已经换了人。日本的一名参赞被杀，中日衅端已开，为之奈何？……此时日本人接待我们的情形、语气如何？再招募两名日本大尉，是否会有妨碍……”
张权抵达东京和离开东京的时间也很微妙。考察团抵达日本的时候，正值朝廷内部盲目自大，一片混乱之时：慈禧血涌上头，对欧洲列强同时宣战。在张之洞看来，面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政府极有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在这个时候赶赴日本，显然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着八国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仓皇出逃，急召老糊棚匠、老消防队员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也随之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本方面透露了自己建立新政权的打算，谋求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张权在日本整整呆了四个月。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尘埃落下，大局已定，张之洞于是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己组建新政府的企图，9月4日，张权一行人自日本返回。
善后工作
唐才常是晚清著名的会党领袖，他秘密组建的自立军长期以湖南为大本营。庚子年间，因为张之洞对清政府的若即若离，唐才常曾一度将自立军的重心转移到了武汉三镇。而怀着脱离清廷，组建新政府的张之洞，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举事，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完全可以收编过来，为己所用。
然而，唐才常对张之洞的判断失误了。当形势日渐明朗，发现清政府仍然未被摧毁之后，张之洞选择了继续“效忠”，张之洞的转变造就了自立军的噩梦，不但自立军遭到了残酷镇压，唐才常本人也被逮捕，并于次日被杀。从时间点上看，张之洞处理自立军的时间，恰好是他得知慈禧政权并未被彻底摧毁之时；而如此急于杀害唐才常，也显得相当违背常理。
自立军只是诸种善后工作中的一项小科目，真正让张之洞伤脑筋的麻烦，其实来自日本方面。
通过宇都宫太郎等人的汇报，日本方面已经了解到了张之洞组建新政府的欲望，故而，在庚子议和期间，日本代表曾经提议，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为首的新政府。张之洞闻讯大惊失色，急忙予以阻止。
在给钱恂的一封电报里，张之洞如此写道（译文）：“驻日公使李盛铎急欲推荐我进入政府，骇极！顽固派充塞朝廷，入京必受其害。务恳千万阻止！”李盛铎作为驻日公使，他的意见自然就是日本方面的意见。
因为此事与张之洞的个人命运关系甚大，所以，第二天，他又给钱恂去了一封“千急”电报，这封电报对事情的原委说得更为详细（译文）：“刚刚见到日本的国书，里面说，如果希望和平，第一条，政府必须明降谕旨，不用那些顽固派大臣，赶紧选拔一名在中外都有名望的大臣，另立一个新政府……后两条姑且不论，第一条，选拔有名望的大臣组建新政府，显然是指我而言……务望请青木诸君想想办法，赶紧婉转告知伊藤博文，此刻我还是不离开湖北为好，中外有益，千万要紧！”
可以想见，张之洞写这封电报时，背上涔涔而下的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