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农民军起义领袖，但此人也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张献忠性情凶庆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据说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李清《三垣笔记》)
最奇怪的是，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成都的锦江里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内挖了数丈深的大坑，将他抢来的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再决堤放水，将埋藏财宝的大坑淹没，称为水藏。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见《明史·流贼传》)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
顺治三年(1 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在今四川西充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