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绾的预见(2)
张家确实很有钱，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即使到韩国灭亡之后(公元前230)，也依然有钱。
但就是这样的有钱，张良的弟弟死了，张良却没得闲钱安葬他，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年，张良鬼迷心窍似地专心专意只干一件事：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为韩报仇。
可见，张良干这勾当不是一次二次，很可能是多次，至少也是蓄意多次。他是金钢钻钻木板，勇往直前，非得出这口恶气不可，至于身后事如何，他是不管的，终至弄得倾家荡产。
话虽如此，我的纳闷和张良的血气一样炽烈：张良虽不是旧贵族之后，但可以肯定，是旧势力之后，也就是说，是既得利益集团之后。对于这样的“富几代”，在帝国统一之后，他们为什么还那么有钱呢?换言之，秦始皇难道没有出台什么强硬的政策来对付他们，却任由他们依然锦衣玉食?
由此就牵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秦帝国是如何对待六国之后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有时也是大不相同。公元前221年，也即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帝国出台过一个政策——徙天下豪富于咸阳。若干年后的汉初，刘邦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只不过，他徙的是“豪强”。我们常说，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就体现在这里了，一“富”与一“强”，就把秦始皇与刘邦推行此一政策的着意点区别了开来。
豪富，字典的意思是，十分有钱的人，现代话叫超级富豪。而“豪强”则是指拥有某种强势势力的人，这当中可以包括他们的家族势力、社会地位、历史名声，以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钱没钱倒是其次。比如后来流亡吴中的项梁和项羽，尽管一贫如洗，其号召力却依然是那样的令人可惧。
对于后者，秦始皇是不怕的，因为他自信，通过帝国严密的法网、相对健全的户籍制度——前文已述，帝国执法官在外调犯罪事实的时候，需通过乡亭调查清楚疑犯的“名事里”，可见其户籍制度是相对成体系的，乃至于黔首们闹离婚，也得及时向政府报告——以及事实存在的军事威慑，相信是能够把他们控制住，令他们动弹不得，顶不次，也可以将他们改造成一介平民。
事实上，秦始皇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层面上的成功。翻阅历史，我发现，那些曾经贵为王侯的六国之后，还真泯然众人矣，要不是他们高贵的血统后来被群起的豪杰们所利用，还真要一直泯下去，直至了无踪迹。
比如那个可怜的客死异乡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此时他在干什么呢?在民间替人放羊。后来也混水摸得一把鱼的魏咎、魏豹兄弟，魏之诸公子，魏灭时，“为庶人”，估计就是被废为平头百姓了。项梁起事之初，想多拉帮派壮声威，于是派张良找到曾经的韩国公子韩成，《史记》用了一个词，叫“求”，也就是多方寻找才找到，其境况怕是比牧羊好不了多少。如此等等。
因此，应该说，秦始皇此举的着眼点，其经济层面的考虑应该多于政治层面的考虑。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至于秦始皇“徙豪富”这一政策的深刻现实意义，且待后文再说。
当然，后来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秦始皇自信满满的所谓控制力，事实上并未奏效，且是彻底的失败了。当戍卒挥起竹竿当武器的时候，天下云起响应的，竟然就是那些被秦始皇所轻视的“齐诸田楚昭屈景”，他们七手八脚拆了帝国看似岿然不动的大厦，“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留下无尽的遗憾在人间。
有鉴于此，刘邦这才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极有针对性地采取“强干弱枝”之政策：“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
非但六国之后，连带那些有着盘根错节之势力的豪杰名家，也在迁徙之列，将他们置于眼皮底下，形同监视居住，由此彻底斩断了他们借以滋事生非的土壤和利益链。
刘邦又适时开历史倒车，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故地。
这二项政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刘邦对失败的秦朝政治的一种修正，对汉初政局的稳定，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的加速度，没能获得高效益，却是撞得粉身碎骨。
他理应不曾想到，我们也替他感到婉惜。
后世史家将“徙豪富”与刘邦的“徙豪强”政策相提并论，应该是一种误判。
基于上述理由，张良才能扎根于故土，并且有余裕从事他的秘密工作。试想，如果当初秦始皇徙的是豪强，且把豪杰名家(张良理当算名家)也徙了，他还真这样出手阔绰的四处买凶吗?
非但不能，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