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何方不久前讲述了他在延安时期的经历。摘编如下：
我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一到延安，就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民主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心情也格外舒畅。
延安当时的生活确实处处显得平等，感觉不到明显的等级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没有压抑之气，到处是欢快的歌声。
我们抗大上课以中队为单位。在课堂上，学员可以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随便插话，随便提问题。我那时候还小，只有十五六岁，就敢于当面和教员争论。
那时的言论自由，也表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特别是文艺界。
当时延安的文人好像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像萧军等；一派是从前线和根据地来的，像丁玲等。不管哪派，都可以办自己的刊物，互相批评，没有检查。连《解放日报》也发表不同意见。我记得，有一次就登了一篇为京剧《坐楼杀惜》中的阎婆惜打抱不平的文章，说阎婆惜是被压迫、受欺负者，宋江则属于剥削阶级，是糟蹋女人的。接着，不少人就起来写文章反驳，说这个观点有悖当时的大背景，因为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阎婆惜告宋江的状，其行为是反动的。
那个时候不论一个连队、一个单位，都可以出墙报，大事小事都可以讲，批评上级组织也可以，点名批评领导也可以。不过大家提的意见还都比较实事求是。
整风前的延安，不但等级制不明显，上下级关系也不很严格。下级给上级提意见，几乎是常事。
我就直接给贺龙提过一次意见。当时我们在抗大上学，公家每年夏天给大家发一套单衣，但从贺龙的120师来学习的人，120师还能再发一套衣服。这就显得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就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在搞山头主义吗？大家都在一起学习，你120师来的学员怎么又另发一套衣服，而其他学生却只有一套衣服。我提完意见，贺龙就派人来给我解释，虽然说服不了我，但至少说明人家把我的意见还是当一回事的。
延安的出版也是自由的，没有审查。特别是文艺界，各派都自己出刊物。那时延安的出版物还不少，各系统都有刊物，文艺界就有好几个。
各机关一般都有图书馆。大点的图书馆，可以从大后方把各种各样的书都买进来。像毛泽东喜欢看古书，就多是从大后方运进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反革命书”这个概念。
延安整风前，不但什么书都可以看，什么歌也都可以唱。像《何日君再来》、《毛毛雨》这些旧社会的歌，我都是在延安学的。但这只是同学的歌咏队自己唱的，有组织学唱的，还都是些抗战歌曲。
我们在抗大，要早集合晚点名，集合起来就唱歌，一般一个连队有一个歌咏干事，自己先把歌学会，再教给大家，这些歌基本上都是救亡歌曲。像《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和现在的红歌不一样，那时没有歌颂党的歌曲。歌颂党的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在延安唱《东方红》，也是整风以后才普及起来。
我在延安参加过两次选举，其中一次是1939年直接选举七大代表，当时是无记名投票，我们抗大三分校选了几个代表，这些代表的姓名和简介在墙上一贴，我们就投票。我入党70多年，参加直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就这么一次。
在延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一到礼拜日，大家都喜欢到延安北门外的一处大山沟溜达。中央领导也骑着马来，不过很远就下来了，一个警卫员把马拴好看着，一个警卫员陪着他散步。延安的秩序很好，所以领导出来用不着紧张。我就有一次看见何思敬在那里溜达，毛泽东也在那里溜达，毛泽东就和他打招呼（因为何思敬是给毛泽东等讲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所以很熟），他也点个头，连寒暄也没有。
选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