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声势浩大，花费颇多，但他一路南下绝非只为游山玩水，实际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水患，兴修水利。
官员联名奏请乾隆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两淮盐政吉庆上奏，表示乾隆举行木兰秋典礼，又西巡五台山礼佛、东巡曲阜祭孔，但是江南丰饶之地却未亲自巡幸，以江南民众十分盼望为由，恳请南巡。乾隆未给出明确回应，只朱批“览”，表示已看过此奏折了。
当年九月，两江总督黄廷桂、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副总河张师载、安徽巡抚卫哲治、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两淮盐政吉庆联名上奏，恳请乾隆巡幸江南。他们表示，经过乾隆的励精图治，现今已盛世显现，社会稳定，人口稠密，具备南巡的条件。此前，康熙就曾六次南巡，乾隆其实对其祖父的南巡之举是十分渴慕的。此折上奏后，乾隆朱批：“大学士九卿议奏。”当年十月，南巡之事最终敲定。
据史料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三，乾隆离京，开始第一次南巡江浙。途经直隶、山东到达江苏，在徐州府宿迁县叶家庄暂停小住。二月初八，渡过黄河，巡查了天妃闸、高家堰，经过淮安、高邮到江都县香阜寺；然后自瓜洲渡过长江，巡幸镇江、无锡、苏州。三月初一，到达杭州，遍游西湖名胜，同时至绍兴祭大禹庙。回京时，从南京绕道祭明太祖陵，之后又在扬州游玩，在高寺短暂停留。随即沿运河北上，从陆路到泰安。五月初四回到京城。
南巡主要财政支柱是两淮盐商
乾隆南巡声势浩大，花费颇多，不可能所有银两都由国库支出。乾隆南巡的主要财政支柱是两淮的盐商，两淮盐运使司公署就设在扬州城内，八大商总也住在扬州城内。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两淮盐政吉庆上奏《奏为圣驾南巡两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万银两事》，奏折中提到“江省幸蒙恩允南巡，万姓欢腾，淮商倍切所需费用久愿公捐，其踊跃难形情状”，由此可见当时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盐商积极踊跃、抛金撒银的“大手笔”。
对于南巡事宜的开支报销，乾隆做出了动用官项和淮商捐资分别报销的谕旨。根据乾隆的指示，两江总督黄廷桂、两淮盐政吉庆也拟定了相关规定，要求专款专用，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动用藩库银两，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铺垫、陈设等类动用两淮盐运银库的商捐银两，各项支出分别登记造册。
乾隆南巡涉及地方较多，对于各地及官项、商捐项花费的平衡，考虑到地方官员需要办理的事项较多，又从商捐项下拨银十五万两，交与藩库帮助地方官员办理事务。具体为，拨银五万两给江宁藩库，十万两给苏州藩库，由他们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酌情动用。专门拨给河库两万两，办理相关事务。
南巡重要任务是治理水患
乾隆在南巡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水患，兴修水利。
第一次（1751年）经过高邮时，他看到“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感叹道：“嗟我水乡民，生计惟罟霖”。经过车逻坝时，见到车逻坝泄水尤盛，想到淮水归江，要增加东西湾入江口门，开挖太平河。
第二次南巡时他谋划“抽薪之计”，就是要预先降低洪泽湖的水位。“百室求宁”是他的愿望，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淮水入江为急办工程，先后连续多年，使淮水入江工程达到盛期，所做的工程有降低各坝闸、加宽河道等等，终于使归江口门达到107丈（342米），比康熙时翻了将近一倍，使归江河道具备了排泄淮水的价值，奠定了淮水由里下河归海转向归江的局势，无疑对减轻里下河水患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实施了他的所谓“抽薪之计”，就是修订水情调度水则，减少淮水排向扬州的泄量，令河臣恪守此法，终于使里下河在此后二十年左右不被水淹。
后来乾隆听说淮扬运河因好久没有疏浚，河床逐渐淤高，不仅有碍漕运船只航行，水大之年还致泛滥，遂传谕两江总督高晋、总河萨载，逐段查看测量，要他们一面组织开挖，一面上报，“不可有惜费之见，致有贻误”。
选自《青海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