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游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人们郊游玩什么，怎么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先秦郊游有“风情”，魏晋人重“精神”，唐代人讲“吃喝”……
先秦人郊游有“风情”
先秦是一个崇尚自由、热情奔放的时代，不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平民百姓，似乎都热衷于郊游。
从史书记载来看，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郊游最浪漫，相当有“风情”。
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诗歌的总集《诗经》，里面有许多诗篇都是那个时代人们郊游的记录，其中《国风·郑风》里有首诗歌名叫《出其东门》，起首句便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郑风”所反映的是以今郑州为中心的中原之国郑国的郊游风俗。郑国人喜欢郊游，特别是到了春天，出了郑城东门，满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许多男士便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溱洧》一诗所述更直接，当时在溱水和洧水两条河边上，前来郊游的郑国男女，站得到处都是。在一块儿郊游中，他们增进了了解，两情相悦，最后互赠芍药以寄情、定终身。
当时人口较少，多生孩子、增殖人口，是那个时代对适婚男女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生产”任务与农民播种一样，都不能“失时”，而春季是女子受孕的最佳季节，所以谈情说爱、打情骂俏这样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先秦时代郊游的特征之一，《诗经》大量爱情故事，大都是在郊游期间发生的。
魏晋郊游重“精神”
中国古人喜欢郊游的原因，或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旅游思想”有关。孔子即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到魏晋时代，属于“不远游”的郊游出现了新气象，先秦时的“风情游”色彩淡化，转向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把郊游视为陶冶人生情操的一种方式。
魏晋时代出现了许多郊游名士，“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七贤”指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等7位文人，他们虽然出生于不同地区，却有相同的志趣，于是走到一起。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述，这7位文人喜欢“竹林之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的游兴最浓，不游则已，游必尽兴，“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有不少学者认为，竹林七贤游山玩水，是逃避现实的行为，实则非然，他们是换种方式关心政治，有句名言叫“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便是阮籍游今河南荥阳的广武山时有感而发。
魏晋时代留下事迹的郊游活动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集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41名晋朝贵族郊游后诞生的，系为当时名人所吟诗歌结集而作的序文。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大才子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讲究，具有探险精神，“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南史·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外出游玩，头戴曲柄笠，脚登木屐，可谓当时的驴友专业户。这种“木屐”被时人称为“谢公屐”，前后都有齿钉，“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唐人郊游讲“吃喝”
由于国家分裂，时局动荡，魏晋人郊游虽然游出了最高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人间并未兴起，仅属“小众游”，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群众“郊游热”。
唐代的郊游热，以京城长安为最。诗人杜甫《丽人行》一诗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也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
长安城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一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每到郊游时节，曲江两岸熙熙攘攘，游人如潮。
由于倾城出游，以至于春天里的长安几成一座空城。唐代的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也在这时，会聚京城的学子，更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曲江尽情游玩。
与先秦的“风情”、魏晋的“精神”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
唐人郊游吃喝之风，从现代考古的发现中也可以看出一二。1978年发掘的西安市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室东壁北侧，曾发现一幅高200厘米、宽360厘米的“宴饮”壁画。壁画所描绘的内容，便是中唐前期盛行的有钱人郊外游玩飨宴的场面：长方形的矮案上，摆满各种食物，画面人物丰富，除参与宴会的人外，还有随从、仆人。人物中执鞭的车夫，画面上方所绘的浮云、花草，下方的岩石，这些元素的存在，说明此宴确实摆在野外，而非家宴。同一墓室西壁上，还发现了“六屏仕女”图，反映的则是女子郊游的场景。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