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能够进得了医院，却没有办法进到苗君儒的特护病房，所想的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答案。但是他从那些直接进入苗君儒特护病房的人身上，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整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他在开始调查苗君儒失踪案件的时候，就认识了谢志强，他点燃了一根烟，接着问：“你知道那些来找你老师的，是什么人？”
他望向特护大楼后面的平顶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一派生机，整个医院背山临江，风景怡人，这里原来是一所法国人开的小型医院，规模并不大。1938年开始，随着各地避难的人潮涌人重庆，这里渐渐成了达官显贵们的疗养场所。再后来，一些在政治上备受倾轧，失去昔日辉煌的人，来到这里接受心理上的治疗。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就成了重庆市的精神病院。前面两栋住院大楼，是一些普通的人；而后面特护大楼里住着的，都是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物。
“那些人好像有很大的来头。”谢志强说。外面的那些记者，早把眼光盯住了他，所以他每次都是偷偷地来，偷偷地离开。
两人走到葡萄架下，见特护大楼的旁边，一些穿着便衣的男人，警觉地走来走去，不让任何人接近大楼。
“你好像有什么事情想对我说。”张晓泉说。他已经从谢志强的神色上看出来了。
“哦，没有什么，我先走了！”谢志强说完就离开了。
被查案件无故叫停张晓泉离开的时候，隐约看到特护大楼四楼的一个窗前，似乎有什么人在看着他，当他正眼望去的时候，却找不着了。
回到警察局，张晓泉被局长告之，失踪案不需要再查了。
“为什么？”张晓泉望着局长，“难道我们这几个月来的辛苦，都白费了，现在刚好找到一点头绪，苗君儒不是……”
局长摆了摆手，不让张晓泉再说下去，“是上面的意思，你接手另一宗案子吧！”局长接着说，“刚刚接到报案，重庆大学老校区内死了一个女教授，是原来北京大学的，抗战胜利后，还没有来得及回去。”
“我马上去！”张晓泉转身离开。
1929年重庆大学创办的时候，校址就在菜园坝，1933年搬到了现在的沙坪坝嘉陵江畔。抗战开始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学校，先后迁到了重庆，并重新开设课堂，这样一来，使得重庆市区的一些学校变得空前的拥挤，被迫启用原来荒废的校园。就这样，北京大学与另外几所大学的师生，被安排在了菜园坝的老校区。抗战胜利后，由于战事等诸多原因，很多师生还没有来得及迁回去。
张晓泉走上楼，脚下的木板传来不堪重负的“嘎吱”声，这座两层小楼坐落在校区的偏僻处，平时就很少有人来，原先这里住了不少人，后来陆续搬走了，楼上楼下就剩下两户人家。
小楼外墙的砖面经多年的雨水冲刷已经剥离，整个看上去很残旧，加上被两旁高大树木笼罩着，很少见到阳光，使整栋楼显得黑暗和阴森。楼板上倒还整洁，是时常有人打扫的缘故。
死者就在二楼尽头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张晓泉走进去，看到窗口下边有一具用白布盖着的尸体，整个房间两边是两排书架，书架上和地上都摆满了书，几乎没有让人落脚的地方，就只在靠窗的那边拉了一个布帘，布帘的后面是一张简易的床，就是死者休息的地方了。由于事先交代过，死者还没有被抬走。
地板上全是血，都已经凝固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刺鼻的血腥味。
张晓泉已经闻惯了这种味道，他掀开白布，看到一张风韵犹存的脸，这女人看上去最多不超过四十岁，实际上她已经五十四岁了，兴许是保养得体的原因，岁月的沧桑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死者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伤口在颈部，并不深，但已经割断了动脉，流血过多而死。
“她叫廖清，是1937年从北京大学迁来的，也是考古学的专家，凶手是用这把刀杀了她，”一个警官小心地拿着一把看似刀子的工具，“她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很久了，住在楼下的人说，半夜的时候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声响。”
张晓泉戴上手套，接过凶器，这是考古人用的小铲，一般情况下，这种小铲的铲头不会太锋利，可是眼下这把铲的铲头，好像被人特意磨过。
“据楼下的人说，昨天晚上，好像有一个男人来找过她，”那个警官说，“而且听到他们发生了争吵，但是没有多久，那个男人就走了！楼下的人还说，好像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玉，还有父亲什么的，反正听得不是很明白！”
“玉？父亲？”张晓泉望向死者，看到死者脸上的神态很安详，他突然想到，死者为什么要自杀？
通常情况下，被杀的人，脸上的神色不是惊恐就是痛苦，只有自杀的人才死得这么心安理得。
“她有什么亲人？”张晓泉问。
“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叫程雪梅，是《嘉陵晚报》的记者，”那个警官说，“我们和报社联系过了，报社那边说前些天安排她去采访苗君儒。可是这几天，她没有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