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宁
好多年前，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爸总会买一桶红星二锅头。那种10斤装的大桶，拎着上车下车，中间还要倒一次车，很麻烦。
但爸爸每次一定会带给大伯。
大伯和爸面貌有几分相似，气质却有天壤之别：爸是武装部的干部，衣着得体，气宇轩昂；而大伯，在冬天见到他，永远是那身灰扑扑的旧棉祆，面容也是黝黑的，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的皱纹。他吃饭的时候会喝点儿酒，很陶醉于爸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说这才像酒。
爸爸和大伯一起喝酒的时候很少有对话。大伯话少，说话又慢，常常是爸问起来，他才答两句。
在我记忆中，大伯从不曾去过我家。有时会疑惑大伯和爸的感情，明明是亲兄弟，交往却那么少，也不觉得亲。
大伯的逻辑
大伯不能再喝二锅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爸也已经退休，而大伯更是彻底成了老人。他依然消瘦，眼神越发混浊，花白的头发永远是凌乱的。
因为有了车，再回老家，我们会带一些家里不用的家电、旧衣或者厨具。对那些旧物，大伯都乐于接受。只是那一年的二锅头，虽然买了最贵的，大伯也只咂咂嘴表示惋惜，说医生不让喝了。
爸沉吟良久，说：“还是去市里的医院看看吧。”
大伯摇头：“这点儿病也要不了命，再说医院不好，没病也看出病来。”
爸就不再说什么。那以后，回老家带的包裹中再也没有了二锅头，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每次爸自己去大药房把药买齐，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回去后，会叮嘱堂哥好多次，要他按时给大伯服。
他们都老了。在一起，话依然很少，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复的叮嘱：好好吃饭，按时吃药，有事打电话。
但大伯从来没有主动给爸打过电话，甚至连我唯一的堂姐出嫁，大伯也没有通知爸。
爸生气了。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你们回来也是花钱，在外面赚钱哪儿有那么容易？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去上班，还得看人脸色。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房子又贵。不比我们，自己地里都有，连油都是自己打的，天不好就在家睡觉，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比你们活得容易。”
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说那么多话，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忽然觉得这些年对大伯和他们那种生活的同情是那么苍白。
不能陪在你身边
没想到，一直养尊处优的爸身体先出了大问题。食道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
爸手术后回到家，才告诉了大伯。于是，大伯第一次去了我家，带着全家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塞满了成袋的大米、白面、花生油、土鸡蛋，还有大棚里的黄瓜、茄子……
因手术后进食困难，爸瘦得厉害，堂哥进门后看到爸，背过身去落了泪。唯有大伯很平静，拿了凳子在爸对面坐下，问：“吃不下东西？”
我跟大伯解释：“这种手术，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影响进食……”大伯并没有听完，便摇头打断我，对爸说：“别听医生说的那些，只管吃，只要能吃饭，什么病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