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自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那儿卖教师参考用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到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有大排档，没有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电影院，但只有在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前脚端着干馒头吃。电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个小时，有几个小混混，嘴角斜叼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们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待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就会变成残次品似的让人恐惧。他们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让我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的。我吃饭举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即便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对，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一期节目，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的。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要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