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快速发展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一切都被卷入了商品化的进程，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出现了：一面是青年的消逝，一面是青春的热销。被抽象化了的“青春”成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品。
最近这两年，电影市场上密集地出现了一批以青春为主要元素的作品，典型的有赵薇导演的《致青春》、张一白导演的《匆匆那年》、郭帆导演的《同桌的你》、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以及最近上映的李玉导演的《万物生长》等。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在把校园生活作为重要叙事元素的同时，把叙事延续到主人公们离开校园后的成年生活。在叙事方式上，这些电影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倒叙的形式，制造出一种从成年后的立场回望青春的效果—《致青春》没有使用倒叙，但回望青春的效果一点也没有打折扣。
如果将这些“回望青春”的片子视为电影青春片的一个支流，那么它也并不是新近才诞生的。稍稍向前追溯一下的话，这类电影还包括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娄烨导演的《颐和园》、戴思杰导演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等。
具有相似性的作品在一定的时段内密集出现，不会没有原因。我把这类电影扎堆的现象视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行为，并力图对其进行简要分析。有青春，没青年
青年和青春这两个词语，在日常使用中存在可替换性，为了让讨论可以深入，需要在这里对它们的含义进行一下界定，以便区分。
青年这个概念的含义偏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近代以来，“青年”与“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青年象征着进步、革新，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想象，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青年也的确承担了革命先锋的作用。由此，青年也被抽象为一种气质，一种与生理年龄相脱离的进取精神。
这个意义上的青年的成长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他们受到社会大氛围的影响，同时也在参与推动社会进步，总之，青年的成长是嵌入社会的，社会不是一块似有还无的幕布。新中国的前30年也有青春片，而且是按照这种思路展现青年人的成长的。比如拍摄于1975年的电影《春苗》，主人公春苗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她刻苦学习医术，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为乡亲们服务。春苗的青春融入了社会大潮，她学习医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而是为了改变乡亲们“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同时她为身边人的服务又与更广阔的“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使命相连接。
相应地，青春则仅用来指代人在生理上的一个阶段，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在对两个概念进行这样的区分之后，便可以说，每个人都有青春，但未必每个人都会成为或曾经是青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社会结构的转型，一场以革命的面貌出现的、实质上重归保守的潮流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中国，理想主义逐步消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社会大势塑造着人，其对青年的塑造表现为“消灭”青年，使年轻人放弃变革的念头，早早地皈依主流，接受保守的价值观，于是，青年消逝了。（关于“青年的消逝”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入探讨，参见本刊2014年第9期《青年的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