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之后，由于中西方对峙的原因，中国错过了工业3.0时代“第一波”，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浪潮的洗礼。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中国人构建了自己完善的工业体系。换言之，直到洋务运动发动差不多100年之后，中国才真正补完了工业2.0时代的“功课”。在这一时期，上海这样的轻工中心甚至可以生产出接近于德国、瑞士品质的手表、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则进入了一个“新旧交织”的大时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加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港资、台资的制造企业并未大规模采用自动化技术，而是由内地年轻人的双手来构建“中国制造”大厦的砖瓦。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几乎一直在吃工业2.0时代的“老本”：高识字率的年轻劳动人口、制造业国企人才和技术“外溢”以及亚洲“四小龙”淘汰的工业技术。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飙升，“中国制造”的自动化程度开始不断提高。在珠三角的工厂，特别是在一些要求精密生产的电子元器件企业，机械手、机器人随处可见，它们来自于德国、日本，其生产效率数千倍于女工的双手。在富士康，郭台铭不断放风，“要用机器人代替工人”。
对市场和“资本家”而言，选择成本更低的“技术”是必然，当人工便宜就用人工，当机械手便宜则用机械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制造”之所以开始大规模自动化，重要原因在于德国、日本自动化工业的不断成熟，使得工业3.0时代的技术和设备变得越来越便宜。
对政府而言，似乎已察觉到世界工业大潮的必然趋势。本世纪初，“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字样不断被写入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高级文件。在2008年，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索性成立了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工业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国防科工委核电管理以外的职责，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职责，全部整合划入该部。
可以说，在本世纪初的这些年，无论是市场的变化还是政府经济管理的“风向”，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开始在工业3.0时代的道路上奋力狂奔。直到2013年，德国人提出工业4.0。
不过，中国在工业3.0时代因为急于“弯道超车”，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一位资深的工业专家对《南风窗》记者说，本世纪初，中国的战略是“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但最后的结果是“信息化”过量，而“工业化”不足。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企业都热衷于信息化的提升，大上ERP之类的信息化系统。有的企业甚至陷入“IT黑洞”，投入大量资金对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但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并未改善，反倒陷入经营困难。
这些遗憾的原因，在于信息化并未深入制造业的“底层”真正与工业化结合，而是停留在浮夸的表面。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一般是事后检验，即生产完之后检测。但有了信息化系统的嵌入，工厂即可在生产过程中实时监控和在线测量，更早发现质量问题，从而降低残次品带来的成本损耗。
但这一时期，多数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两化融合”的重要性。加之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制造业生存都成问题，遑论搞信息化。
中国“信息化”过量的另一个现象是互联网热。客观地说，互联网之所以在中国大热，并非巨头们有原创技术，而在于它们对中国特殊营运商环境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制造业相比，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轻资产，需要的投资可能是制造业的1/10，但利润可能是10倍，而市值更是100倍。因此，所有人都想搞互联网，要小本创大富。
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4.0的策源地德国，对互联网的热度远低于中国，它们严格地把工业4.0的“外延”限制在智能工厂之内，最多扩展到外部的物流网，而互联网技术则被纳入推动工厂革命的手段之一。而在中国，工业4.0已成为大而无当的概念，互联网大亨被吹捧为这个浪潮的先知式人物—“他早就了解了工业4.0的本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少人早已忘记“中国制造”最初的品质目标，对工业4.0的正确理解让位对互联网思维的跟风。
还需“金融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