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主义的蔡朝阳，最终扛不住父母的压力，在2006年生下了儿子，小名“菜虫虫”。
然后他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尽职的“奶爸”之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孩子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
而一本糟糕的语文课本，会让孩子“不自由”。
所以，当2008年李玉龙邀请他和郭初阳、吕栋一起对小学语文教材做批判性研究时，他欣然入伙。“我想，孩子过几年就要读小学，我的批判说不定可以让他到时拥有一本完全不一样的课本。”
蔡朝阳的护子天性，在团队中则放大为一种对所有孩子负责的社会态度。3名中学语文教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公共表达。
吕栋说，仔细研读教材之后，发现问题如此之多，最不可忍受的，是课文总是瞎编故事，以子虚乌有的材料为载体对孩子进行说教。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30课是《爱迪生救妈妈》，说大发明家爱迪生天赋异禀，7岁时就利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增强照明，让医生在家里为妈妈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
郭初阳通过越洋考据证明，世界首例阑尾炎手术出现在1886年，此时爱迪生已经39岁。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讲一名父亲在洛杉矶大地震中徒手挖掘救出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14名孩子。
2002、2003年印刷的教材注明这次地震发生在1989年，但郭初阳考证发现这一年洛杉矶并无地震发生；2004年印刷的课本，把时间改成1994年，郭初阳又考证，这一年洛杉矶虽有地震，但发生在凌晨4点31分，学校根本不会有学生。
蔡朝阳说，郭初阳做事特别漂亮，他长于考据，总能拿出无可置疑的证据，釜底抽薪。“他的特点是，日本式的技术派加上德国式的哲学框架，论证十分客观、严谨，直接让讨论问题的必要性都不存在了。”
那么，如此愚蠢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学语文教材里呢？
郭初阳说，有两种可能性：“体制内有一些真正愚蠢的人”和“一些假装愚蠢的人在体制内以假装愚蠢来获利”。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反思讨论，但至今6年过去了，课本里那些被指出并激烈批评的错误、虚假、违背常识、篡改经典、扼杀天性的课文，纹丝不动。
蔡朝阳说，2012年，“菜虫虫小朋友果然上了小学”，拿到的还是一样的课本。
咖啡还是茶？
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以及所有反响的无效性，彻底释放了他们对不合理教育体制的不满。
郭初阳是一名“独立语文教师”，“独立”显然是相对于教育体制而言。
蔡朝阳早已自感“绝望”。“我不再跟他们玩那一套了，菜虫虫我还是送到公办学校去，但我完全不在意学校的评价系统。上学只是为了让他找到足够多的同龄人，完成他的社会化过程。课文很垃圾，我就给孩子读大量的好作品，好的绘本，量大到足以把课文的比例稀释到接近为零。”他现在已是一名坚定的“儿童阅读推广者”。
吕栋则感觉到“迷茫和虚无”，但求做一个“知道主义”者，坚持价值判断，但不与体制剧烈对抗。“我比较犬儒，没有郭初阳那种勇气去冲出体制，现实中，唯一能做的是让学生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吕栋认为显然不是什么好作品，文章写作于三年经济困难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而作家却坐着游轮在长江上描写壮美河山。
“为了保证孩子们考试过关，我还是要把大纲上的东西讲清楚，但时代背景也要提供给学生，还有其他真正经典的关于三峡的文本。所以一堂课下来，效果就像一出荒诞剧。”
吕栋说，自己的理念就是，既要完成任务，也要贩点私货。
早期他曾经为此很痛苦，贩私货过了头，就可能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多少学生指望着依靠一个好成绩“鲤鱼跳龙门”。但现在这一矛盾早已解决，平时班上考试成绩很差，但他在期末考试前花两个星期，就能把学生的成绩搞上去。
用郭初阳的话说是，一个好的反对者，是能够运用对手制定的规则把他打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