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伍师傅的关系中，我还能继续吸收久违的阳刚气息；另外，我最享受的一点是能够逃脱越来越单一化的城市男性准则，在时空的偶尔间隙中，以村落文化为窗口，把自己代入一个从来没有被赋予的男性角色里。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大小河道上总能听到“嘿—呵—嘿”的男子吆喝声音。一条细长的龙舟划过水面，爆竹声和锣鼓声划破了水泥森林的上空。汗水与泥土的生活，似乎与现代大城市的生活渐行渐远；龙船上的罗伞、神像、鼓点以及划船者粗壮的手臂，都与背后渐渐崛起的大楼盘格格不入。在珠三角地区，舞狮和龙舟这些村落传统习俗还是有坚守的人群；然而随着城市化日渐推进，作为原始乡民和城市人的身份在传统文化坚守者的身上折现出某种矛盾的张力，而这种身份叠加产生的张力，将会深远影响到这些村落的文化承传。
美国男性文化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S.Kimmel）曾经指出，男性气质会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追溯美国历史，基梅尔考察了美国立国初期的3种男性：儒雅的家长、英勇的匠人和商业化市场男人。儒雅家长体现自由的地主贵族美德，而英勇的匠人则体现民主精神。但是自19世纪上半叶，市场男人改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氛围。他们把儒雅的家长打上“迂腐”的标签，替匠人划上“不务正业”的等号，从而把这两种男性推向边缘化，而市场男人则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型男性，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男性的气质与行为典范。
基梅尔的男性气质随着社会生产关系改变而发生变化的论断给笔者的观察不少启发。作为广州城中村落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认识了若干位村民。他们作为大都市扩张背景下的村落文化承传人，在城市化和白领阶层“成功男性”标准变得越来越一致化的背景下，重新用自己的定义书写着自己的男性气概。在依靠体力的劳动关系日渐式微，社会审美趋向中性化，以及单一化“男性成功标准”的大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突破日益单一化的男性社会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勇气和努力。难以想象，自古以来一直在各种文化中被奉为“阳刚”和“孔武”的男性，其实也面临着自身的困惑和矛盾。
22岁的伍师傅
来自广州东部城中村杨箕村的22岁青年伍志钊第一眼看上去给我的感觉犹如一条在江河中游弋的鱼，他光滑又黝黑的皮肤和线条硬朗的躯干是众多广州青年所不具备的体态。在两年前，经过朋友和同事的介绍，我来到了杨箕村，拜伍志钊为师，学习传统舞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