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芳说自己很幸运，从来没有在广播里放过不想放的歌，访过不想访的人，说过不想说的话。但他又说，广播并非自己主业。他写书，二十出头就给罗大佑的自选集写了两万字的文案；他给政府做音乐补助案的顾问，帮助他们决选应该把补助金给哪些有价值的创作者和项目；不光带着两岸民谣歌手巡演、做讲座，他还是“出境导游”：8月底，他第三次带着乐迷前往伦敦和利物浦，参加摇滚盛事“国际披头周”，为团员一路导览。
“写音乐就单纯点好了，干嘛写那么多社会批评，博眼球，又沉重。”在脸书和豆瓣上，马世芳都遭到过这种批评。
“如果只把自己放在优雅老派，罔顾现实，有些人也可以，马世芳不愿意。”叶美瑶觉得这位学弟身上跨着两个世代，“我们很多人，是懵懂进入一个新世代。他一方面用新世代的价值来规范自己，同时也对那个老世代的价值看得很清楚。他年轻时也留长发，嬉皮风格。从高中到台大，从解严到野百合学运到现在，那些青春时代经历的骚动、震撼、思索，和他心里的老灵魂是同时的。那些激情一直没有离开，只不过可能他不会在第一时间去广场坐着，但他一样会有自己的表达。”
周云蓬也说过，没见过马世芳冲动，但他有批判精神。
2012年12月，台湾当局教育部门负责人蒋伟宁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备询时，被学生大骂，引发外界议论。有“立委”和舆论斥责学生怒骂方式太过激烈，“不懂礼貌”。
几天后的音乐543里，马世芳做了一期主题是《关于礼貌，以及大人世界》的节目。他放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黑手那卡西的《福气个屁》，以及鲍勃·迪伦的《时代在变》。
他感叹人们依然会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思维模式。“原来时代的前进并不代表进步，我们以为理所当然要拓宽的道路有时却拐进了荒烟蔓草的小道。大人们常常用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模糊了焦点。谁说年轻世代不能对大人提出提醒和批判呢？”
在那之前，他来北京参加一场文化活动。在发问互动的环节，众人争相举手–他联想到自己在台湾讲演“可谓多矣”，通常年轻人不好意思公开提问。而这场活动中，一个接下麦克风的年轻人站在最远的后排，看不清面目，声音却中气十足：
“请问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道路，应当往何处走？”
在大陆的很多读书、研讨活动中，年轻学子们提出同类问题之频，已经让不少听众讪笑或麻木。而马世芳脑中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浮出这样的句式与意象。“让我震动的是那青年人的诚恳和焦躁。仿佛再不给他一张奔向自由平等博爱之路的单程车票，他就要发疯、要爆炸了。”他想到自己的十八九岁，也曾希望寻得《九阳真经》，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渐渐明白：重点从来都不是如何获取“通关密语”，而是听懂自己的问题。
在一次和聂永真的对话里，两人曾聊到青年人的焦虑。聂说，“在这之前，我几乎也怀疑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小确幸了吗？而在这之后，我发现有群人一直都在，在每个世代的时间点里，原来我们都会看到类似背影的不同群体，他们总在路上。”
叶美瑶做过马世芳4本书的编辑。她说马世芳对于两岸年轻人的反应，也在寻找新的发言模式，但他是那种隐而不显、字斟句酌的。“他从来不会用很辣的、爆破式的语言。他不是不知道语言操弄运动的方式，他也了解年轻人的抗议语言，但类似‘标题党’那种耸动方式，那些花招，他不用。包括他去访问，他不会说不喜欢访谁。但你看他访问的人，就知道他的价值底线在哪里。这是他的家教，也有他对音乐价值的认定。所以他看起来循规蹈矩，但骨子里很有力量。”
（参考资料：《耳朵借我》《昨日书》《马世芳的书写将流行音乐建立起历史意义》《从亚洲腹地到极东海岸》《走江湖》，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给予支持）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蔡阳 李玥娴 王笑迪 发自北京/编辑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