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